一、“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 1995年9月，王晓明在《人文精神寻思录·编后记》中说：“‘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持续两年多了。这两年间，讨论的规模逐渐扩大，不同的意见越来越多，单是我个人见到的讨论文章，就已经超过了一百篇。进入90年代以来，知识界如此热烈而持续地讨论一个话题，大概还是第一次吧，这本身就显示了这个话题对当代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①这场由王晓明和他的学生张宏(后改名张闳)、徐麟、张柠、崔宜明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率先发起，沪上学者张汝伦、朱学勤、陈思和、高瑞泉、袁进、李天纲、许纪霖、蔡翔、郜元宝等在《读书》1994年第3—7期开辟对话专栏响应，后有北京的王蒙、张承志、周国平、雷达、白烨、王朔、李洁非、陈晓明、张颐武、张志忠、王一川、王岳川、孟繁华、陶东风等卷入的“人文精神讨论”，是继1979年“人道主义讨论”之后的又一场大讨论。“大讨论”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界介入社会变革进程最常见的自我表达方式。80年代批评的是“文革”浩劫，90年代批评的是来势汹汹的市场经济，这种角度转移暗示了80年代的结束和90年代的到来，这正是两个年代的一个明显分界点，或者说是新旧两种文明的决裂线。 参与讨论的蔡翔，这时已朦胧地意识到两个时代之间的关联点，他不避讳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来临之际的失语和彷徨： 新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精神的先锋作用，观念导引并启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由此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和意识形态功能)。这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从社会实践，而是主要从自身的精神传统和知识系统去想象未来，在这种想象中，存有一种浓郁的乌托邦情绪。然而，经济一旦启动，便会产生许多属于自己的特点。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大众为一种自发的经济兴趣所左右，追求着官能的满足，拒绝了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 蔡翔这番话倒像是提醒，1950年至1990年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一直是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统治着的。“这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从社会实践，而是主要从自身的精神传统和知识系统去想象未来，在这种想象中，存有一种浓郁的乌托邦情绪。”不过，昔日荣耀和今日的失落使他明显带着惋惜的口气，“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②。另一位学者卢英平并不同情这种历史境遇，他觉得陷入茫然的知识群体应该在更大的历史框架中，而不只是“从自身的精神传统和知识系统”和90年代这个时间点上看问题。他在《立法者、解释者、游民》一文中认为知识者无权在历史大变局中固守优越性地位：“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独立性相当大，特别是在历史上，知识分子及其精神，一直是社会的主导者、‘立法者’。中国古代学者那种‘穷则修身养性，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很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从春秋到五四，甚至是解放后，中国知识分子都拥有社会化的主动权。而西方的知识分子从文艺复兴开始就掌握了这种主动权，到大革命前夕的启蒙运动中更达到巅峰，成了社会的‘立法者’。在如此长的历史中，人文精神骄傲地凸现于社会之上。但到近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复杂化，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主动性逐渐减弱，人文学科不再是社会的全部，连上流地位都不是。”不过他接着用安慰的语气说：“由于我国的特殊环境，人文精神没有经过解释者这一环而直接由立法者变成了游民，这样很容易在呼唤人文精神时自然而然地想回归立法者的地位”，所以，“人文学者应当主动去适应解释者的地位。这样，人文与社会的磨合可以较顺利，人文精神可以较主动地实现社会化”③。 新时期揭幕后，当知识者一路意气风发地从1979年直奔1989年，突然遭遇人文/市场这道他们从未见过的巨大历史沟壑时，很多人内心经历像蔡翔所说“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其沮丧程度可以想象。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在城乡上下全面铺开，“公务员打破铁饭碗”、“读书人下海”、“全民经商”的风气迅速蔓延社会各个角落，还一度出现“研究导弹的，还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脑体倒挂”的严重社会问题。正如李云在研究王朔小说《顽主》时指出的一个事实：“中国分别在1984年和1987年兴起全民经商的热潮，大量蠢蠢欲动的城市青年相继辞去公职。”④有研究资料显示：“在1986年到1988年间，平均每天诞生公司329家，几乎每4分多钟便有一家公司注册成立，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人流水般涌入个体工商户的大军。”⑤就在蔡翔和卢英平截然不同历史认识框架中，人们好像又回到90年代那个“钟声已经敲响”的现场。难怪“人文精神讨论”主要发言人之一、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略带夸张语气地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其实这也不光是中国的问题。进入本世纪后，工具理性泛滥无归，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文学术也渐渐失去了给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的作用，而不得不穷于应付要它自身实用化的压力。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这一过程有过精辟的论述。表面上看是文化出了问题，实际上是文化背后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丧失了。所以人类现在面临共同的问题：人文精神还要不要？如何挽救正在失落的人文精神？”⑥在他看来，问题好像变得异常严峻和紧迫，已经发展到必须推出一个彻底解决方案的地步。 本文采用引文式的研究视角，是受到本雅明“宣布自己的‘最大野心’是‘用引文构成一部伟大著作’”的观点的启发⑦。其实海外学者黄仁宇、余英时也借用过蒋介石和胡适日记来进入对他们思想的探讨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五章“年谱及其做法”中说：“我们史家不必问他的功罪，只需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譬如王安石变法，同时许多人都攻他的新法要不得，我们不必问谁是谁非，但把新法的内容，和行新法以后的影响，并把王安石用意的诚挚和用人的茫昧，一一翔实的叙述，读者自然能明白王安石和新法的好坏，不致附和别人的批评。”⑨连梁启超都主张对一千多年前王安石的变法采取谨慎和客观的叙述态度，这就提醒我们也不必现在就对二十年前这场人文精神讨论信心满满地论述是非、做出决断。采用引文式的研究视角，一是不附和当时参与者的批评意见，二是也不简单屈从今人还不稳定的批评观点。引文式的研究，同样能够展现历史的场景，紧贴引文的内容，使“读者自然能明白”人文精神讨论的“诚挚”和“茫昧”，至少为观察在此前后的80年代和21世纪的“好坏”先立起一个观望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