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1-0091-05 个体作家现象是文学史构成的基本质素之一。因其生成和递嬗的特殊性，作家现象具备了文学和文化的双重内涵，成为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话题。譬如赵树理现象、柳青现象、浩然现象等作家现象一度纠结于文学史重读思潮的漩涡中，生发出多元异质的批评声音。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具有现象性。现象性的判断标准主要依据于作家作品在文学或文化层面上是否属于独特的存在，作家作品的生成、成长史是否蕴涵着复杂的审美价值，对于某种文学或文化思潮的形成演变是否具有示范效应，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作为20世纪50至70年代工农兵作家的杰出代表，陈登科及其作品具有了自己的现象性。关于陈登科现象，人们关注得并不多，有必要先对陈登科现象的具体内涵作一解释。 一、“陈登科现象”的提出 2003年8月，安徽省陈登科文学研讨会向省文联党组递交了《关于举办〈陈登科文集〉首发式和研讨会的请示》，提出“陈登科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作家。他从小家境贫寒，只读过两个寒学，冬读春忘，最后还是不会写自己的名字。1940年参加抗日游击队，是杀敌的英雄，在战火中初学文化，练习写墙报稿子，成了工农通讯员。随后担任报社记者，并从事文学创作，进而成为著名高产作家，被人称之为‘陈登科现象’”。苏多多说：“陈登科从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到发表第一篇文章，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发表第一篇稿子到写出成名之作《活人塘》，也仅用了五年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被称之为‘陈登科现象’，‘陈登科现象’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1]68 苏多多等人的理解，主要彰显陈登科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并且表明了现象的产生缘于特殊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窃以为，传奇性确是陈登科现象的重要特征，但这种认识仍需要充实完善。如果把陈登科放在工农兵作家群落里来考量，作家的现象性会体现得更为明显。陈登科无法避免工农兵作家的局限性，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主流政治话语的塑造，把笔触从写农村、写农民拓展至写城市、写知识分子等领域，自觉实验艺术创作的新手法新主题；迎合政治的同时，又能在“文革”后通过史诗式乡村书写作出激切的政治反思和自我反省。探究陈登科现象的生成诱因，对于理解陈登科及其同类型工农兵作家许有裨益。 二、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政治话语的身份建构企图 陈登科在不同场合谈道：“我从开始文化学习，写稿子，到写好两本书，毫无疑问的，完全是党的培养，没有共产党的培养，根本谈不上象我这样的大老粗，水牛腿人能识字的，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能写成书。其次是知识分子对工农作家的帮助，没有钱毅、路汀、秦加林这些热情帮助的同志，我这个工农出身的老粗，也不能够参加新闻工作，这完全是他们培养和帮助的结果。”[2]227“我的作品都是编辑编出来的；我的文学创作是许多革命前辈、文学前辈以及师友们扶着我成长的。”[2]248考察陈登科从农民到作家的人生经历，此番言论并非谦辞。苏多多也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没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给全党、全军、文艺战线制定的首要原则——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不可能有‘陈登科现象’。”[1]68-69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成为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总纲，为工农兵作家群的出现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们逐渐认识到，如要彻底地实践毛泽东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更应该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作家，这些作家出身于工农兵(绝大多数来自于乡村)，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党性原则、丰富的工农兵生活阅历与体验，更容易践履好《讲话》的政策设计理想。然而作家培养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战时环境下能够快捷满足政治宣传需求的是新闻宣传，因此无产阶级政权相继在各地建立了新闻培训班，发行群众性报纸，形成了根植农村基层的通讯员网络。1944年冬，《盐阜大众报》在地委大力支持下，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每个月收到来稿一千七八百篇，经常给该报写稿的工农通讯员有几百个。陈登科在三个月的通讯竞赛中，获得了“特等模范通讯员”的称号。1945年夏天，陈登科被调到《盐阜大众报》做记者(1949年改调《皖北日报》)，生活视野愈加宽阔。陈登科拥有丰富的生活素材，再加上新闻通讯工作的历练，初步具备了接触文学的意识和能力。尤其在《讲话》发表后，许多文艺宣传工作者和著名作家都有意识地引导扶持文艺创作领域的这股新力量，如钱毅、路汀、秦加林、阿英、赵树理等人堪称陈登科的文学启蒙人，逐渐引导陈登科走上文学道路。其中，赵树理热心帮助陈登科修改小说《活人塘》，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趣谈和佳话。 战后无产阶级政权全面取得胜利，发展壮大无产阶级作家队伍成为规约社会思想和彰显无产阶级政权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官方文学机构、文学报刊杂志、出版社编辑和著名作家等都参与其中，建立起了浩大的工农兵作家培养工程。对于陈登科而言，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建立是其人生成长中的最重要事件之一。中央文学研究所招收的学生来自老解放区、军队和工厂，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文艺新人即共产党自己的作家。“近十几年来，各地已经涌现出许多文学创作者，有的实际生活经验较丰富，尚未写出多么好的作品。有的已经写出一些作品，但思想性、艺术性还是比较低的。他们需要加强修养，需要进行政治上、文艺上的比较系统的学习。同时领导上可以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集体写作各种斗争、奋斗史。”[3]1950年，经赵树理等人提名推荐，时为《皖北日报》新闻记者的陈登科参加了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接受了系统的政治和文艺理论学习，也由此从体制外业余文艺工作者跨入了体制内专业作家的行列(1952年陈登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当选为安徽省作协主席)。丁玲对陈登科的创作影响深刻，通过批评《离乡》、《第一次恋爱》等小说直接策引了陈登科今后的文学创作方向，“在文学道路上，赵树理是我的引路人，丁玲是我的启发老师，这是客观事实”[2]368。中青社编辑江晓天曾参与修改陈登科的代表作《风雷》，也成为陈登科创作的主要影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