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年轻根本就不是优点，而是……是一种残疾。”这是青年作家路内在他的代表作《追随她的旅程》里满腹牢骚中的一句。在人物接下来的解释中，一种深深的绝望感打动了许多年轻读者的心，作者写道：“年轻的时候老是被人欺负，跟残疾人一样，别人抽你一个耳光，你只好哭着回家，没劲。不过老了也没劲，也被人欺负。你说，到底怎么样才能不像个残疾人呢？”将年轻视作一种残疾，这不仅是在抒发年轻时遇到的委屈和不公，更是在刻画今天年轻人无力反抗的生存现实，压迫无处不在，希望却从来不遇，路内的作品充满着由深刻的生存绝望而带来的黑色幽默。你很容易在熟悉的文学谱系中找到这种黑色幽默的脉络，比如颓废的美国式的青春小说，或者王朔式的自我调侃的痞子文学，但细细体会，路内的故事又显然与这些青春故事不同。路内讲述的是一群特殊的年轻人的成长故事，《追随她的旅程》是路内追随三部曲系列之二，发表于2008年，同期发表的还有另一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许多初涉文坛的作家一样，路内的创作多取材于他青春时期的真实经历，主要讲述的是一群技校生和技术青工的生活与情感状态。在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下，这类青年被统称为“三校生”(职业技术学校、中专、大专)，其构成虽比较复杂，但他们共同的命运就是高考的失败者，或者根本无缘高考。在一个已经经由现代教育实现了区隔和规训的社会里，这群年轻人暗淡的前途在路内的笔下被渲染成一种远不止颓废、空虚、无聊的灰暗背景，他们身上有一种彻骨的失败感，但却没有失败的美感，有一种被抛弃的痛感，但却没有逆来顺受的伤感，有些许挣扎与反抗的火花，但最终却没有演变成革命的庄严，偶尔阶级的记忆与历史会灵光一闪，但却总会被无处安放的现实的沉重粉碎。当我尝试将路内的创作放在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中理解的时候，所有这些矛盾看来是之前许多问题的延续，路内的特殊性不仅是由他个人和他笔下主人公特殊的成长背景造成的，某种程度上，这些特殊的问题有更为普遍的接近当代中国青年与中国文学的意义。 一 成长为何不再可能 在《追随他的旅程》中，路内让一本残破的《西游记》成为他笔下主人公“路小路”的青春读本。关于这本书，作者这样理解：“四个有缺陷的人，结伴去寻找完美，当他们找到之后，世界因此改变。《西游记》的奥妙在于，在此寻找过程中，乃至到达天路之终，作者从未试图改变这四个人的人生观。他们就这样带着缺陷成为了圣徒，他们和《天路历程》不同，和《神曲》不同。我十八岁那年读罢此书，就觉得，像这样成为圣徒，真不知应该高兴呢还是忧伤。”我觉得，对《西游记》主题的这种理解，可以看作是路内为自己创作所做的一个注解。《西游记》和西方经典之间的差别是路内的成长故事与现代青年经典的成长故事之间的差别，理解这种差别对理解路内至关重要。 自19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青春叙事中最核心的内容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核心内容就是成长。成长意味着个人经历一系列现实以及精神的危机，最终找到自己在世界当中的地位。当然，对中国特殊的革命历史而言，青春成长叙事同时也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产物，它尤其特别“描摹了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青春风貌，也反映了这一时代赋予作家的诸种青春心态”。①显然，当代中国青年的青春故事是有时代性的，这个时代是以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为标志，新的政权与青年人的人生姿态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借喻的关系。确实，我们从王蒙、茹志鹃、周立波等人的创作中，能够感觉出新鲜的极具中国特色的青春气息。但很快，对青春的压抑和规训，即教育的力量，开始出现在了这个建设不久的政权内部。一方面，出身论和成分论将一大批青年划归到了社会政治的边缘，这差不多划分了一个另类的青春时代。另一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透露出新政权对红色接班人的担忧，青年成长的话题开始具有了严肃的政治使命色彩。重要的是，这类有着强烈政治“整体性”支撑的青春成长小说，不论是自下而上的个体改变，还是自上而下的集体规训，矛盾的最终和解是它们被一再讲述的最重要的原因。从《青春之歌》里有着典型小资产阶级性格的“林道静”，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极富社会主义事业心的新政权的建设者“林震”，以及《千万不要忘记》里的受教育对象“丁少纯”，当代文学中的成长故事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信念和阶级自觉。这种趋势发展到最后，体现个体成长的焦虑与痛苦的内容被不断压缩，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的起点越来越“去问题化”，“高大全”的新青年形象在文学、美术、摄影、音像等载体中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审美符号。这类形象到了新时期以后，自然有了各式各样的蜕变，蜕变之一，便是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问题青年”的出现。在之前的文学史叙述中，出于把握时代政治变革的考虑，“伤痕”文学所体现的问题多被直接地当作现实政治的反映来处理，但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看，究竟什么是新时期青年们成长中的核心问题？近几年，随着研究的推进，许多论者开始将问题集中在为什么社会主义历史没有生产出社会主义主体这样的根本性的追问中，在他们看来，中国当代青年从“潘晓”开始再度成为思想问题的核心，个人的成长，人生的意义，人生观的选择这些在毛时代不成问题的问题重新面临时代的挑战。只是这次，历史没有简单地重复，尽管问题相似，但时代不再是“五四”。经济主义大潮带来了全新的对“人”的定义，“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了”——这一潘晓式的困惑和提问题的方式，从此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一道斯芬克斯之谜，而路内式的“《西游记》青年”正是这道谜题苦求无解之后的青年人最新的自我认识。当路内说“到达天路之终，从未试图改变这四个人的人生观”的时候，成长的核心内容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路内用另外的一套话语逻辑阐释了自己对于新的成长故事的理解，成长不再是个体经历各种矛盾和磨难后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而仅仅意味着一个个破碎的个体注定要去经历的一段漫长的时间过程，“九九八十一难”，无尽的考验成了无聊的重复，“成为圣徒”背后的真理意义和终极价值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