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它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由于小说从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的视角表达知识分子改造成长的历程，使政治主题与性别叙述构成了互相借重又互相拆解的辩证关系；同时，由于小说的自叙传色彩，也使它与作者杨沫的个人生活史形成了有趣的互文。这就使《青春之歌》具有了复杂而多重的意义和丰富的阐释空间，因而，小说从出版之日起就争议不断。随着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在后革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发生激烈的背景中，《青春之歌》这一经典文本也一再被重新解读，重新改写或重写。多重文本的叠加，共同交织、映射出复杂的意识形态光谱。这些文本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对话、对诘甚至激烈争辩的关系。因而，通过分析这些文本之间相互替换、交叠的演化转迹，我们可以隐约勾勒出一条当代观念史的变迁线索及其内在逻辑。 本文将主要依托如下几个重要文本进行分析：1958年的小说《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及1960年的修改本(下文称小说版)，1959年的电影版(北京电影制版厂出品，编剧杨沫，导演陈怀皑、崔嵬。下文称电影版)，1999年的电视剧版(22集，导演王进。下文称1999版)，2006年的电视剧版(25集，海润影视制作公司等出品，导演张晓光。下文称2006版)，以及2009年的歌剧版(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与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创作演出，主演：金曼、戴玉强。下文称歌剧版)，另外，有时还会涉及《青春之歌》的续集小说1986年的《芳菲之歌》(花城出版社)和1990年的《英华之歌》(花城出版社)。在这些文本中，卢嘉川、余永泽、江华等主要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的肉身与精神形象，也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内涵及道德色彩，另外，这些男性人物与林道静之间的情感关系及他们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也各有不同。由于林道静与这几位男性的关联构成了核心性的人物关系构架，不同的改写策略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文本的意义表达。通过对比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文本的改编，与其说是出于艺术性考量，不如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样的改写，包括文本肌理层面的小说叙述或镜头语言这些修辞与艺术技巧的层面，都深刻铭写着意识形态运作的痕迹。的确，创作者据以进行创作的或许是特定时代的美学标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具有前文本的人物形象进行审美再创造，无法脱离与具体时代的核心议题或社会性关切的潜在关联，而这些改编文本能否获得所谓“艺术”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与特定的政治无意识能否契合以及是否与之保持了适度的张力。 杨沫创作小说时处境困顿，并不如意，作为一个非职业的体制外作家，其写作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我疗治的心理需要，由于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小说《青春之歌》具有浓重的白日梦性质。这部创作完成于1950年代前期的长篇小说在文本内部保留了多重的意义空间，具有复杂的文本构造和主题纠缠，包含了意义暧昧的性别意识。但这些内容在1959的同名电影中被极大地删减，其中除了少量改写是出于技术性原因，比如电影篇幅限制和戏剧性要求，主要还是出于主题方面的考虑。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改造”上升为至关重要的政治主题，加之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特殊创作要求，林道静的故事被高度政治化地解读，就不可避免。 于是，在电影版中，阶级判断明显强化，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性主题具有了统摄性的绝对优势，有力地压抑了爱情线索。而且，为了突出政治主题，必须对爱情内容做纯化处理，因为，共产党员或革命者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其理想性，同时也减弱了林道静投身革命和卢嘉川、江华启蒙林道静参加革命的纯洁动机，从而潜在地颠覆了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主题——事实上这也是小说出版后招致郭开等人激烈批评的原因。电影对情爱主题进行了压抑，剔除了革命者肉身化的叙述，以突出革命者之间的精神性关系；同时将“日常生活”内容从革命者身上剥离，具有“世俗欲望”成了余永泽、戴瑜等反面人物的缺乏精神性的特征，比如余永泽对鸡蛋煎饼为代表的家居生活的热情。小说里林道静与江华同居的情节自然不能再出现，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朦胧但却清晰的爱情也被淡化处理，而江华在厨房里手脚麻利地做饭的情节也消失不见了。不过，鉴于《青春之歌》的政治主题内在地建立在爱情叙述之上，如果完全抽离了所谓爱情线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主题也将士崩瓦解。所以，电影还是对革命者的爱情关系做了隐约的暗示，适当保留了叙事上的一些裂隙和暧昧细节，比如，林道静看卢嘉川的眼神中包含着崇拜与爱慕，而将写给卢嘉川的情诗背诵给王小燕则泄露了她内心的情感秘密。再比如，林道静与江华泛舟湖上，当谈起叛徒戴瑜时，江华微笑着对林道静调侃道：“你没有把咱们两个人的关系告诉他吧？”，这间接表明了两人的超越正常同志的恋人关系。但总的来说，电影版中的爱情线索极大地被压缩，只是处在一个次要的位置，化为一条若隐若显的暗线，它似有似无的存在对表层的政治主题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这种情形在“新时期”以后发生了逆转。1990年代以来的改编本都极大地淡化了政治色彩，不再对人物进行强烈的阶级判断，尤其是对于那些处在灰色地带的中间人物不再赋予政治道路的象征性和典型性的阶级内涵——比如，在小说与电影中，余永泽象征具有封建性的小资产阶级右翼，自私狭隘，漠视甚至敌视革命；白莉萍象征了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和投机性，在革命遇到挫折时迅速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王小燕则代表了起初不理解革命，明哲保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经过现实教育，他们转化为同情革命的外围同盟军。在1990年代以后，这些人物形象被去除了过于夸张的象征阶级群体属性的性格描述、话语方式与行为模式，更多地具有了“普通人”的、日常化的面目，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显得更为中性化与模糊化。在告别革命的思想氛围中，他们所代表的疏离政治，亲近日常世俗生活，追求个人成功的价值立场和人生姿态反倒显示出了某种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