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晋东南底层贫苦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40年代在山西不同村落与农家辗转生活；既具有丰富的农副业生产经验，又对当地农民生活、习性、情趣、民俗抱有深刻了解之同情，这是农民作家赵树理固有的本色。对来自偏远村落的赵树理而言，在庞大而繁杂的现代作家群体中更类似于一个“土里土气”的“地道的老农”①。他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基层农村工作者，长期在素以文化积淀深厚著称的上党地区作农村抗日组织与宣传等实际工作。由于偶尔的机缘，他在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时走上了化俗为雅的文学创作之路，像太行山区常见的山药蛋一样长出了自己的芽。按他自己的说法则是“转业”，是“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②的分内工作，这个“山药蛋派”的开创者像熟悉当地民众日常所食的山药蛋一样，对笔下那些旧人物“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可谓“无所不晓”③。在被迫谈到写作的经验时，他这样躲闪着说：“我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④。当然，赵树理是有目的性和选择性地“拾来”材料，敏感于独特的村落题材，弃文坛文学而奔“文摊”⑤文学，披荆斩棘地踏出了一条贴有个性化标签的坦途。 素以地大物博相称许的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重复延续着，满足了赵树理心灵深处的创作诉求。作为一个千百年来始终保持着农耕文明社会形态的国家，中国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时期，农村人口仍占整个国家人口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比例。亿万农民被束缚在不同地域的土地上，在千万个以自然村落为主的小天地里栖息、生存，铺展开各自一角的生活。从社会组织机制来说，统治模式则主要是封建统治制度下的人治，是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专制统治；基于正义、平等、公平的法制观念与民权思想极其淡薄，法治的缺失最为典型。在现代文学史习见的书写中，以农村阶级斗争主题来概括赵树理40年代的小说，是既定的答案。如从乡村法治的视角来看，赵树理小说中农民与地主斗争的复杂阶级关系，不但建立在畸形而复杂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法治的缺失以及失而复得之上，贯通着“冤有头债有主”般的复仇范式，“法律根植于复仇在一些法律原则和程序上留下了印记，也表现在类似于校正正义和罪罚相适应这些贯穿法律始终的原则上。即使在今天，复仇的感情仍然在法律的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⑥。整体而言，赵树理40年代的小说，以山西地区自然村落为描写对象的故事序列中，权势大于法律的现象十分突出，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不同村落底层百姓卑贱屈辱的生活。另一方面，出于服务当时政治的需要，其小说结尾往往又扭转了这一局势，在复仇与伸冤为旨归的叙事模式中，法外权势的衰败与失落成为必然，村落秩序的重建也在大团圆结局中悄然启动。 整个40年代，赵树理创作的小说数量并不太多，仅仅三十余篇而已。虽然在为赵树理暴得大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之前，还有《变了》、《探女》、《再生录》、《吸烟执照》、《照像》、《匪在那里？》、《红绸裤》等十多个小作品，但从小说文体、叙事艺术等角度看均属幼稚的练笔之作，大多数篇幅十分短小，人物较为模糊，艺术性明显不足，与他30年代屈指可数的几个小说习作相差无几。以山西武乡县一桩迫害农村青年恋爱刑事案件为素材的《小二黑结婚》之后，并非专门从事小说创作的赵树理，逐渐从业余写手向专业作家过渡、“转业”。代表作家艺术成就的小说清单中，便包括中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来来往往》、《孟祥英翻身》、《地板》、《催粮差》、《福贵》、《刘二和与王继圣》、《小经理》、《邪不压正》、《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等，中长篇则只有《李家庄的变迁》。小说作品数量不多，似乎与赵树理创作的初衷略有关联，其小说归属于“问题小说”，也源于作家几处自述的演绎。40年代末，赵树理针对作品主题曾说：“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⑦十年磨剑之后，跨入新时代的赵树理更加理直气壮了：“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⑧像50年代为配合《婚姻法》的颁布而写《登记》一样，赵树理创作小说讲究创作目的与政治时效，侧重“问题意识”：如为了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易为表面的工作成绩所迷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便写了《地板》；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便写了《邪不压正》；为了配合上党战役写了《李家庄的变迁》；针对某些基层干部瞧不起一些过去在地主压迫下被逼做过下等事的农民，便写了《福贵》……作家的着眼点是“具体的实际的小问题”，“绝少对重大斗争、重大场面的描绘，并且也绝不直接关系到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⑨。“问题小说”于是成了赵树理小说的标志，也成了研究赵树理小说的一个切入口，有研究者还归纳过他的三大问题：“改造家庭的问题、改造旧习惯势力的问题、解决革命胜利时的‘翻得高’问题”⑩。表面来看，赵树理对“问题小说”旗帜鲜明地提出来了，但对小说中包含的农村问题之归纳却较为简约，而在他的上述小说中，既有广义的延伸，也有狭义的阐释，与赵树理的自述出入甚大，文本中与此不甚相关的其它大小问题却恰恰被遮蔽了。“赵树理小说的缓释性特点，必然使作品与政治的联系显得松散而多向。因此，尽管我们承认赵树理小说的政治性内涵，却无法将作品中这一类大量的细节条分缕析地归入某一个明确的政治或政策的范畴。”(11)突破作家自述来反观赵树理40年代小说，我们便能“松散而多向”地打量赵树理小说独特而复杂的文本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