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文学的专业视角出发,关注沦陷区,尤其是沦陷时期的北平,无法绕开周作人“落水”的问题。虽然关于“落水”事件的解释,不足以覆盖对北平沦陷时期知识人的总体考察,但对这一事件的切入角度与理解程度,标示着作为思想课题的沦陷区研究,而不仅是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深度。 重构周作人“落水”事件,首先需要区分动机与效果。事实上,其当时的“真实意图”几乎是不可还原的,而言动产生的社会效应,则可以从舆论、清议乃至流言蜚语中倒映出来。本文将“落水”事件看作是话语衍生、膨胀的过程,不对这一时期的周作人做传记性的描绘。见诸言议的周作人事件,显现出历史人物的“有限理性”①。即便完成了从士大夫到知识人的身份蜕变,周作人在沦陷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境下,亦无法自外于士林社会内部的道义制衡机制。在战争的非常态下,士作为道义团体的形象,无疑压过了其在知识传承中扮演的角色。所谓历史人物的“有限理性”,意在修正对于“道义之士”全知全能的假设,凸显出过程的不确定性,而不仅是选择本身的是非对错。既然心理学意义上的动机还原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如考察外部的舆论压力如何左右局内人的出处进退。 1938年9月30日《燕京新闻》“文艺副镌”第一期上,刊出了藏晖居士与知堂的《方外唱和诗钞》。编者按语称,“前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现任本校客座教授,承他将他与藏晖居士的唱和诗给我们发表,这是很难得的”②。这组赠答诗,不仅对滞留在北平的周作人个人而言,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于华北文坛,乃至抗战初期整个文化界而言,也是不可轻视的文献。周作人为何要将他与胡适的唱和交给《燕京新闻》这样一份受众有限的校园刊物来发表?其实是想顺带传递出他就任燕大教职这个信号。周作人之所以去燕大谋职,是因为“当时规定燕京和辅仁两大学虽是私立,但其地位是与国立的平等,凡在该两校的人就与在国立大学一样,换句话说即是‘忠贞之士’”③。留守“苦雨斋”的周作人也不得不去燕大“躲雨”,有了“客座教授”的头衔便可推托伪大学的招请。 交由《燕京新闻》发表时,周作人将胡适与他的这组赠答诗冠名为“方外唱和”。所谓“方外”,是与“方内”相对而言的,语出《庄子·大宗师》篇:“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方,常也,世俗秩序、邦国律法之谓也④。胡适与周作人虽以“老僧”、“居士”相称,此番唱和却未能超然于世俗礼教之外,实则受制于“方内”秩序,恰是做给“方内人”看的。 藏晖居士的来信,只有八行诗,既无题目,也无上下款,作于1938年8月4日,寄自英国伦敦: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菴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⑤ 胡适这首诗,无需注疏,一言以蔽之,劝驾而已,不过是以相对含蓄的方式,借梦境来促驾。远在欧美、忙于外交事务的胡适,应该对周作人事变后的具体处境不甚了然,对国内的舆论空气也相对隔膜,为什么会忽然想起做这样一首没头没尾的白话诗,投赠留在北平的知堂?从作诗前后胡适来往书信及日记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点线索。7月30日胡适致傅斯年信中,称自己受“逼上梁山”,万不得已,“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⑥所谓“逼上梁山”,即被逼去美国做大使。胡适为此事踌躇了数日,自知没有理由可以推辞,这跟征兵一样,不能逃,其实亦不愿逃⑦。其在蒋介石的再三敦促下决心允任,终于打破了他归国之初立下的“二十年不入政界”的戒条⑧。胡适接任美国大使的这番心理波折,或许是促使他写诗劝周作人南下的内因。“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孰轻孰重?如胡适追念故友徐新六诗中所言,“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⑨。 胡适这首委婉的“劝驾”诗,9月20日才到北平,21日周作人即作新诗十六行,“略仿藏晖体”: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夜间拼起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闭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的答诗,除一二释家用语,同样明白如话。诗中所云不能南行的理由——“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与他此前向外间友人反复陈述的“家累”无甚区别。其沦陷下的对策,无非“闭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翻译过来,大致是闭户读书、出门乞食的意思。不计前嫌,托郭绍虞向燕大讨钟点,即属“托钵募化”之事⑩。答诗的最后两行,算是周作人对胡适的某种承诺,守住故我,“见得居士的面”,自然见得国人的面。 胡适与周作人的赠答诗内部并没有太多阐释空间,有意思的反倒是这组“方外唱和诗”的传观过程,及在“方内”——士林社会引发的回声。1938年11月30日,事变后并未离平的邓广铭给胡适写信,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