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106-06 暴力是古今中外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东北黑土地养育的作家端木蕻良，在其诗性笔触挥洒大野豪气的前期(1932-1949)①小说中即多有暴力题材。端木蕻良的暴力书写，既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现代色彩，也有作家本人的独特体验和深邃思考融会于审美表现的个性特征。 一、对戕害人性与生命之暴力的控诉 中国传统文学对暴力的态度颇为复杂，史传文学与诗词歌赋等雅文学以简劲冷峻的风格予以表现，尽力弱化暴力的残酷性；俗文学则往往在伦理价值的旗号下，浓墨重彩地渲染暴力；文人的民间写作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寄寓以深刻的反思与强烈的批判。五四前后，海外人文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人性解放与个性解放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旋律，而后，随着社会思潮的演进，文学中交织着人的启蒙与阶级斗争、民族解放三重奏。端木蕻良从小接受传统文学的熏陶，在其成长历程中，更是直接沐浴着新文化的阳光雨露。因而，他对戕害人性与生命的暴力十分敏感，通过小说发出了强烈的控诉。 第一，权势暴力。在端木蕻良前期小说中，权势暴力不止于来自官吏，也来自财富的占有者。富人的占有欲一旦极度膨胀，不止财产，哪怕是他认为属于他的人，也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占有，决不允许别人染指，一旦受到挑战，便要疯狂报复。端木蕻良重写古代题材的《步飞烟》，女主人公因与赵象私相恋慕，便被将她从青楼赎身同居的官吏武公业鞭打致死。官权、男权、财权使武公业为所欲为，视步飞烟的生命如草芥。现代题材的《科尔沁旗草原》里，农民李才只是质疑粮食过斗时念错了斗数，就被丁小爷一马棒打死。小玲的父亲偷了丁家的三匹马，想牵到江北去卖，还没走出十里地，就被丁家的人追上，星夜拿到府里杀头。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财富赋予阔人以生杀予夺的权力。 被财富与权力扭曲了心灵的，不止于男人，也有女性。《科尔沁旗草原》里，使女灵子因为怀了丁宁的孩子，被太太逼迫吞下鸦片自杀。灵子被大管事救活之后，太太还是不肯放过。太太的残忍，不仅缘自她要维护丁家血统的高贵和当地首户的荣誉，而且来自她对灵子爱情的嫉恨。太太自己嫁给丁家小爷之后，丈夫花心未改，常年在外奔波，少不了冶游放浪之事，甚至到头来下落不明。丁家的长子丁兰为小爷的第一个妻子所生，次子丁宁为在日俄战争中拼死抵抗洋兵、难产而死的第二个妻子所生，自己倒是有个女儿，可是不幸因病夭折。而现在，使女灵子不仅敢“勾引”少爷，而且还怀上了身孕，倘若任其自由，不久这个由她多年呼来喝去的下人，岂不成了主子！而且是有了孩子的少奶奶！灵子的年轻、享有爱情、即将变成少奶奶的前景，都是对太太的挑战。未婚先孕，丁家历代这样的事情还少吗？可是在太太眼里，灵子却“企图干涉到丁府家运的规律和前进的方向，那便毫无意义的是叛逆和犯罪”，“太太由于自己的一生的痛苦，更锻炼成她的性格，使她残忍而容易激愤，她决不允许别人对于她有所反击，就是说决不允许别人跑到她跟前来展览他的幸福和娱悦，而将她的悲痛生活完全暴露出来，更加使她痛心，使她难受”。于是，她要严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谓儿子的命运，家族的名声，都不过是借口而已。灵子的幸福，少奶奶地位，丁家的家产，灵子的人格力量对丁家上上下下的感召力，才是太太最为恐惧、最为憎恨的敌人。为了维护既定的等级秩序，排除具有挑战性的敌手，本来天性柔弱的太太，也会变成索命的勾魂使者。这一点，与《红楼梦》里要了金钏命的王夫人颇有相似之处。 比起富人对穷人赤裸裸的血腥杀戮来，端木蕻良描写较多的是富人仗势欺人，尤其是对女人的欺凌。他较早发表的小说《母亲》，就写到阔家少爷抢掠式的逼婚。1933年完成的《科尔沁旗草原》里，暴力抢亲的情节得到进一步的展开。丁家“先礼后兵”，媒婆说不动，彩礼不管用，就在院里院外，站满了拿家伙的人，“前后门都有人截着，端定枪，许进不许出，不分男女”，这哪里是提亲、订亲，分明是逼亲、抢亲。1944年所作《科尔沁前史》不仅写到早年的抢亲，而且笔触延伸到佃户黄家女儿被抢进门之后所受到的歧视——不准黄家来走亲戚，听到女儿传话说冻脚后，母亲登门来送毡鞋，可是正厅根本进不去，只被招待在二门外面的伙房里，连女儿的面也没有见到。母亲忧心如焚，不久病逝。女儿第二天才被准许回家。在财富的势力面前，贫寒之家的女儿自由择偶的权利被强行剥夺，母女亲情受到无情的碾压。 《科尔沁前史》叙事者的父亲在外冶游不算，还要把17岁的姑娘小精娶进家来当妾，母亲闻讯去小精家大闹了一场，才让小精打消了念头。而父亲得信回来之后，当头给了母亲一马棒。后来还有过几次讨姨太太的事，都被母亲闹翻了。“父亲因为在娶小上不得手，在我三哥生下不久，他就取海道到上海、苏州、扬州胡闹去了，只留下年青的母亲带着三个小孩子，在荒远的土地上打发日子”。这实际上是一种报复，一种以公子哥加男权的权势折磨女性的暴力。从步入文坛开始，端木蕻良便格外关注女性的权利与尊严，不少作品都是从女性的权益着眼控诉暴力的欺凌。这一点，近承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远续《红楼梦》的余脉，端木蕻良晚年曾想续写《红楼梦》，后来改变计划创作《曹雪芹》，正是这一创作旨趣的自然发展。 第二，侵略者暴力。九一八事变把中国东北推进了沦陷的深渊，东北人民率先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暴力侵凌。1928年再度到天津读书的端木蕻良，虽然没有在东北亲历九一八事变的惨痛，但是已经感受到故土沦陷的震撼。他以高度热情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与同学一道把“新人社”更名为“学生刻苦团”，剃光头，不吃早点，为准备参与长期抗战锻炼体魄，不久，团体又改名为“抗日救国团”。而后，组织“护校团”并担任总纠察，还要求南下向政府请愿等，竟因此被南开校方秘密除名。挫折并没有改变他的抗日意志，他参加过当时积极抗日的孙殿英部队。有这种情怀与经历的作家，当其执笔为文时，对侵略者暴力的揭露就自然而然了。《遥远的风沙》里的义勇军队长“双尾蝎”，脸上显出青绿色，那并非生来如此，而是因为他12岁时被“红帽子”(东洋兵)灌了四次洋油，大约损坏了某部分生理组织的缘故。《科尔沁旗草原》里，也有中国人被“黑帽子”(日本铁路警察)灌洋油的叙述；作品还述及日本兵在农田里秋操，践踏再有十天就要收割的高粱地；更有农民半夜里横过铁道、被日军巡逻兵打死的惨剧。《大地的海》里，日伪当局为了修道而毁掉大量青苗，则是引发民变的导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