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1-0058-10 鲁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自叙传略》、《鲁迅自传》①等文字中，曾多次叙及他在仙台留学的诸多体验及对其后来文学道路的影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也把鲁迅这段形成“独立觉醒的意识”的时期，称为鲁迅的第一次“文学自觉”，即“启蒙文学”或“预言文学”的开始②。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有关仙台生活的文字，已经成为某种足以概括鲁迅留日期间情感、思想和心态的“仙台叙述”，并在不同时期得到了研究者持续深入的探讨。然而，在后人对鲁迅仙台生活的调查和研究中，鲁迅仙台叙述的某些细节也屡屡遭到质疑，而论者也往往据此否定鲁迅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要想厘定鲁迅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他在仙台的实际经历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恐怕在于考察仙台叙述所呈现的留学体验，对于鲁迅第一次“文学自觉”具有怎样的意义；由仙台叙述所建构的鲁迅形象与五四前后作为启蒙文学者的鲁迅，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而作为与作家记忆相关的书写方式，仙台叙述又具有怎样的文学史意义。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询，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无论是作者本人的叙述，还是研究者的描述，对于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转变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仙台学医时所发生的“幻灯事件”和关于考试“漏题”的“找茬事件”③，本文的探讨也从这两个事件开始。 1923年，鲁迅在其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回忆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的经历，对于其中为人所熟知的“幻灯事件”，鲁迅写道：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④ 这里的“画片”即是幻灯片，是当时日本方面关于日俄战争的宣传品。在已经调查整理的鲁迅在仙台的资料中，找到了十五张当时上课所用的幻灯片，但并没有发现鲁迅所描述的关于“示众”场面的那张⑤。因而，目前学界关于“幻灯事件”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鲁迅的确看了幻灯片，而那张幻灯片没有找到；二是鲁迅对事实进行了艺术加工，将从报纸或者杂志上看到的图片说成是教室里看的幻灯片⑥；三是那张幻灯片根本不存在，所谓“幻灯事件”也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类似于佛陀“顿悟”的神话或传说⑦。 分开来看，最后一种结论整体上否定了鲁迅所叙事件的真实性，其偏执是明显的；而前两种结论在对留学生周树人当时接触的人物及其生活环境做了大量的采访调查之后，从还原历史事实的一面，也对鲁迅的叙述提出了质疑。事实上，这三种结论，无论是从文学虚构的角度否认事实的存在，或是从历史传记的角度质疑鲁迅的叙述，它们终究无法取代鲁迅自身对以往生活经验的表述。换言之，对于文学者鲁迅而言，即使他的叙述中有与当年经历不一致的地方，但至少“诱发”其思想转变的类似事件也存在过。由此，笔者认为，对于鲁迅的仙台叙述，值得我们探讨的恐怕不仅仅是对其进行“纪实”或者“虚构”的定性，而是进一步探讨历史事实与文学叙述之间的缝隙及其产生的缘由，以及鲁迅在此一叙述过程中存在的动机与心态。 于此，有必要一并考察鲁迅仙台叙述中经常提到的“找茬事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提到，作为留学生的周树人，受到解剖学老师藤野先生修改课堂笔记的照顾。但当他在这门要求严格的课程得了一个中等的成绩后，却有同班的日本学生怀疑是授课教师有意漏题，因而他们给周树人写了一封责令其忏悔的长信。就此，鲁迅写道：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⑧ 正如“幻灯事件”一样，鲁迅对于“找茬事件”的叙述也遭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质疑。他们根据对当年鲁迅的几位日本同学的采访，对于鲁迅所叙述的细节提出了一些修正性的疑问⑨。然而，细节上的些许差异，并不能改变鲁迅有可能在“找茬事件”中形成的弱国子民的屈辱感，以及多年后在写作中对于这种屈辱感的回忆，并且伴随着以此昭示当下读者的目的。进一步考察鲁迅对于这种屈辱感的表述方式，将有助于理解此类事件对于鲁迅的深刻影响。 在上述《藤野先生》的引文中，鲁迅在讲完“找茬事件”后，并没有另起一段，而是紧接着马上讲述他在《〈呐喊〉自序》中叙述过的“幻灯事件”。可以看出，从“找茬事件”转入“幻灯事件”，鲁迅的行文是颇为急迫的。这种急迫性，似乎显示了二者之间颇为紧密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种可能的内在联系是什么？《藤野先生》比《〈呐喊〉自序》晚了三年多发表，在这并不算短的时间里，鲁迅写过的文章何止百计，但当他写到仙台经历时，何以在“找茬事件”之后重复一次三年多前所讲过的“幻灯事件”？而且两件事的前后相接显得如此紧密？而在这种前后相连的事件的叙述后面，鲁迅带有总结性的话语是：“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这很难不让人认为，其弃医从文的转变因素，并不仅仅是他三年多前在《〈呐喊〉自序》中所叙述的“幻灯事件”的刺激，而是有着新的刺激因素。这种新的刺激因素，或许正是“找茬事件”所显示的。鲁迅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这表明，他透过“找茬事件”找出的关于中国学生在异国求学却遭人怀疑的原因，正在于“中国是弱国”。如果说，在“幻灯事件”的叙述中，鲁迅所展示的是他对于精神与肉体何者更为重要的一次顿悟，那么，三年多后所追加的“找茬事件”，则呈现了鲁迅对于弃医从文之动力的另一种解释。而二者作为刺激的共同之处，则是鲁迅在遭人“质疑”与观看同胞被杀戮的画面而不得不“随喜”之时，所透露出来的作为弱国子民的屈辱感及民族危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