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52(2012)06-0005-08 郭沫若以诗集《女神》为代表的抒情诗是中国现代抒情诗的高峰，对于这些诗歌的解释、分析和评价也同样构成了现代诗歌的理论遗产。郭沫若的《女神》与胡适的《尝试集》构成了新诗史叙述的起点，但是二者却有着性质上的显著不同：一方面，《尝试集》作为胡适“文学革命”计划的一部分，诗作的产生是诗歌语言和文体辩论的结果和体现，我们可以依据诗作本身、相关的日记通信、辩论文章和诗集的编辑出版了解到这个思考和创作的过程，而郭沫若的诗歌则更是一个个人创作的产物，除了一部分关于带有创作经验性质的书信(《三叶集》)之外，我们很难看到这部分诗歌在写作中的设计和反思过程①；另一方面，在诗歌变革的意义上讲，相对而言，胡适的诗作仍然在诗歌的语言和形式上展开，创作的结果已经先行受到了目标的限制，而郭沫若的诗歌除了在语言和形式的自由上取得了成就之外，在诗歌的抒情功能、诗歌经验和审美世界的探索、具有时代精神的自我形象的塑造上都更加卓有成效。关于与古今中外前辈诗人、诗作的联系和影响，郭沫若的《我的作诗的经过》详细讲述了这些影响以及诗作逐渐形成的经过： 我因为喜欢庄子，又因为接近了太戈尔，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因此我便和欧洲的大哲学家斯宾那莎(Spinoza)的著作，德国大诗人歌德(Goethe)的诗，接近了起来。白华在那时也是倾向于泛神论的，这层便更加促进了我们两人的接近。他时常写信来要我做些表示泛神论的思想的诗。我那时不知从几时起来又和美国的惠特曼(Whitman)的《草叶集》，德国华格纳(Wagner)的歌剧已经接近了，两人都是有点泛神论的色彩的，而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② 依据郭沫若的这段自述，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梳理“泛神论”在中国和外国的理论和历史，来思考郭沫若写作时期的阅读和思考状况是较为常见的研究路径。对于诗歌的写作而言，问题的重心需要从探讨什么是真正的泛神论以及泛神论在郭沫若诗歌写作中的具体展现，转移到探讨为什么郭沫若会在这个时期选择用“泛神论”来总结自己的阅读和写作，以及在郭沫若长久以来的诗歌能力的培养中，有哪些因素成为了日后他亲近泛神论思想的诱因，这样的思想和意识状况是如何在他的诗歌的具体写作中被实现的。在朱自清的评价中，“他(指郭沫若)的诗有两件新东西，都是我们的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20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的另外一方面，“动”和“反抗”与“泛神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 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本文暂时搁置“泛神论”等需要进一步细致界定的哲学观念，并通过考察中国诗人屈原和美国诗人惠特曼对于郭沫若的影响，尝试从郭沫若诗歌的宇宙观、性别因素和自我塑造三个角度来探讨《女神》等诗歌的来源、形成和发展以及诗歌写作中的方式、动力和限度。 一、作为诗歌想象力的宇宙观 考察郭沫若生平著述，被他经常触及的不仅包括他所倾心研究的诸子百家，他日后别有深意研究的唐诗，更包括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的作品及其时代。在诗集《女神》中，紧随《女神之再生》而出现的就是《湘累》，这部诗剧作品运用了屈原与女须的题材。选择自己熟悉的楚辞作为材料，使得诗人郭沫若在文学写作的初期能够迅速地进入诗歌的写作状态，从而较少地纠缠于内容，倾力于情感和思想的表达，这是大部分诗人所习见的方法。在《战声集》中出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与屈原相关的旧诗和新诗以及翻译作品，战争动乱中的流离生活、复杂多样的情感以及屈原辞赋的灵活运用，成为了这段时期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灵感之源。其后完成的《〈屈原赋〉今译》以及历史剧《屈原》又一次构成了对屈原作品和屈原题材的“重写”，可以由此看到屈原在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屈原的辞赋无论在语言、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革新的意义，郭沫若评价屈原为“一位革命的白话诗人”和“古‘五四时代’的健将”，这样的断语同样可以用在后人对他的评价，二者的共鸣之处在郭沫若的著述之中反复被表达。③ 诗人屈原的作品不仅为郭沫若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诗歌表达方式的可能性和精神上的动力，而且还为他提供了直接可以引用、改写、重写、自由创作和翻译的题材。那么，屈原其人其作在诗歌的意识和想象力上给郭沫若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郭沫若爆发式的诗歌写作之中，这种影响怎样在短时间内催发了巨大的写作的激情以及表达上的自由？在那首著名的《凤凰涅槃》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早期诗作中典型的段落： 宇宙呀，宇宙， 你为什么存在？ 你自从哪里来？ 你坐在哪里在？ 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 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 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 那拥抱着你的空间 他从哪里来？ 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 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 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 (郭沫若《凤凰涅槃·凤歌》) 这是对宇宙的一个层层推进式的追问。这里给人留下的疑问是，对比其他现代诗人的创作，为什么诗人郭沫若会对“宇宙”产生独特的兴趣并且产生如此执着的追问？在不同的时代里，诗歌表现对象的变化是诗歌历史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它常常能够成为理解诗歌与时代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诗人郭沫若的这种热情来自哪里？我们可以在楚国诗人屈原的《天问》中听到类似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