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新诗与传统的关系被阐释为继承与被继承的线性延续关系，众多学者或致力于探究新诗与传统之间是承续还是断裂的关系，或钩沉史实、勾连诗例以梳理二者之间的承续脉络。事实上，二者的关系实质并非如此，而是一种“再认识”与“再发现”的关系，即言之，是新诗对传统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阐释而产生新的认识与发现，从而形成传统的新面貌与新秩序，形成新诗对传统的“再发现”。30年代诗坛上曾掀起一股以“晚唐诗热”为代表的回望古典诗传统的热潮，显示出诗人们集体性回望传统的积极性与自觉性，这是新诗对传统进行再发现的典型代表。然而，在这股热潮中，并非所有诗人对传统的姿态和与传统所发生的关系是一致的(对此，笔者另有专文叙论①)，当戴望舒、施蛰存、曹葆华等曾经热衷于古典诗词尤其是晚唐诗词的诗人主要转向外国诗歌资源库寻找力量时，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林庚、吴兴华、朱英诞、南星等一批诗人却一直对传统情有独钟，这批诗人虽然西学修养亦颇为深厚，却未浸溺于外国诗歌的怀抱，亦非回归传统，而是携带30年代诗人特有的眼光和新诗建设的需求重新考察与阐释古典诗传统，重新发现了传统中一些可资用于新诗建设的优秀质素。这些质素的重新发现，改变了传统的既有秩序与面貌，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又启示了新诗建设，形成了对新诗自身的发现，从而在诗歌历史谱系中构筑出一道独特的诗歌“风景线”。 一 再发现：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实质 对于现代诗与传统的关系，艾略特曾在1917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的或胆怯的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②。艾略特明确认为传统是无法继承得到的，更无法追随、回归或墨守，只能在面对传统时“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③，在艾略特看来，传统不仅拥有“过去的过去性”，即“过去”之人对于“过去”传统的秩序、面貌的认识，也拥有“过去的现存性”，即现世之人对于过去传统的秩序、面貌的新认识。对此，艾略特更明确地指出：“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④艾略特敏锐地洞悉了现代诗与传统的关系本质。这篇讨论传统的文章于1934年在叶公超的嘱托下卞之琳将之译介并发表于《学文》创刊号上，成为现代诗歌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诗学论文，在30年代的中国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无可避免地影响了以卞之琳、废名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 根据艾略特的传统观，传统并非孤立地被悬置于已往历史空间中的固定实体，而是动态地活动于历史时序之中的具体存在物。传统并非属于已经造就的过去，而永远处于被正在造就与发明的状态中，后世之人就是制造者与发明者。当传统置于新的历史时代，其原本的传统秩序便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由于新增了上代人的作品而使传统秩序增加了新成分，更由于后人对传统中的已有作品做出了不同的理解与阐释，获得了新的认识与发现，新一历史时代所想像与认识的传统与其上一代的传统显然不同，其既有秩序与面貌会在“新与旧的适应”中发生调整与改变。可见，新诗与传统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化的连续性，所谓继承与被继承关系，或许只是一种理论预设和心理幻觉。传统是一个动态系统，是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诠释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未完成式概念，当有着一定“时间间距”的后人对它追寻时都携带着自己文化时空的浓厚色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诠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发现。正如艾略特重新审视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并非要按照玄学派的玄学风格模式进行创作，而是对之进行重新阐释时重新发现了英国玄学派诗人强调“机智”和注重“感受性”的诗歌特点，从而形成对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再发现”。因此，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决不是静止的，并非单线的继承关系，而是多元互动的关系；传统是动态存在的，一代一代人只能对之作出阐释，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阐释中不断丰富与发展，不断形成新的面貌，发生不同的现实作用。或许正基于以上认识，沈启无曾于40年代明确提倡：“我们在一个现代文明空气之下，对于中国过去旧文学应有一个再认识的态度”⑤。事实上，早在30年代的一批诗人那里，诗人们便已实践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认识”。 二 “晚唐诗热”：再发现传统的代表 1930年代的诗坛上，诗人们一反初期新诗与传统决裂的姿态而纷纷对晚唐诗词情有独钟，掀起一股“晚唐诗热”，不仅诗人们都纷纷醉心于晚唐诗词，当时的各种刊物、论著、文章均流露出诗人们对晚唐诗词的特别感情，不少诗人或批评家在大学课堂上重点推介或讲解晚唐诗词，废名等诗人还在当时便已敏锐地对“晚唐诗热”作出了理论阐释，这种“热”度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晚唐诗热”这一诗歌现象的发生，决不仅仅意味着诗人们只对晚唐诗词情有独钟，他们在回望传统时发现晚唐诗词与自己“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纷纷亲近晚唐诗词，但这只是诗人们所回望的古典诗传统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他们的目光决不仅仅囿限于晚唐诗词，而是同时表现出对其他时代之诗词的钟爱。如废名曾自陈：“中国诗词，我喜爱甚多，不可遍举。”⑥他所回望的传统“乃指着中国文学史上整个的诗的文学而说”⑦。何其芳则常醉心于“富于情调的唐人的绝句”⑧，林庚、卞之琳、朱英诞等诗人亦都并不将目光局限于晚唐诗词。因此，“晚唐诗热”只是诗人们回望古典诗传统的一个外在视点和显在标志，是30年代诗人们集体性回望古典诗传统的集中体现与典型代表。而在这股“晚唐诗热”现象中，诗人们对待传统的姿态和与传统所发生的关系实质并不一致，而是呈现出根本性的分化状貌：戴望舒、施蛰存、曹葆华等一批诗人亦曾钟情于古典诗传统，尤其是为“晚唐诗词家及其直接后继人的艺术”所迷醉⑨，并承认晚唐诗作“使我改变了诗格”⑩，这种对传统诗词的亲近其实是对古典诗传统的拥抱与回归，当他们发觉自己为传统诗词所俘虏的危险后便主要转向外国诗歌资源寻求借鉴，并未重新阐释和再认识传统，并未形成对传统的再发现；而废名、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朱英诞、吴兴华、南星等一批诗人虽然大都出身外文系，亦熟谙外国诗歌资源，却保持了回望传统的热情，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重新回到以晚唐诗词为代表的古典诗传统之怀抱，回归传统，而是以30年代诗人特有的眼光与当时新诗建设的需要重新认识与阐释传统，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认识”与“再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