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是同两个不同的文学史系列、两种不同的文学评价系列进行对话，一种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确立的文学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把现代文学史讲述为左翼文学史，并把“当代文学”看做是比“现代文学”更高一级的文学形态。另一种出现在80年代，它不断削弱“左翼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在“多元”和“文学性”的框架中，来突显被原先的“激进叙事”所掩盖的部分。①1950年代确立的左翼文学史叙述和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确立的自由主义叙述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两个主要的模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根据，奠定了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叙述模式。此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可以视为中国新文学史叙述的一个范式。1935-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新文学的一次历史性的检阅和总结。曹聚仁说，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的导言“便是最好的那一部门的评介，假使把这几篇文字汇刊起来，也可说是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最好综合史”。②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被视为第一本体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叙述结构的新文学史著作，但是，另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承袭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对新文学整体的观点和包容的态度。1952年8月30日，出版总署召开了有关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对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所表现的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对研究新文学史的方法”提出了意见。批评的意见主要是针对其整体的观点和包容的态度而发。吴组缃指出，这部书“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一是“主从混淆，判别失当”，“书中对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的社团与作家，一律等量齐观，不加区别”。“第二，书中评述作家作品，总是忽略了思想内容方面”。“第三，全书主要内容，只是一些作家作品片断的罗列与评述，一章章一节节地割裂开来，同一个作家，看不出他的主导思想，看不出他的发展过程；同一时期，看不出各种思想相互斗争的关系，看不出文学的主流与发展的方向”。③蔡仪提出：“当作新文学史来说，应该要求有史的发展的分析；要明白哪是革命的、进步的和反动的，哪是主流、支流和逆流；要明白主导倾向、主要流派的发展脉络，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思想根源；更要明白这些和社会基础、革命运动的关系。”王瑶将文学的不同派别平等地加以论述，没有突出左翼文学的主流地位。李何林指出，《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缺点是没有把文学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黄药眠和王淑明还提出了集体编纂新文学史的建议。这些意见都贯彻到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编纂实践中。以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史叙述形成了左翼作家和民主主义作家不同等级秩序的鲁郭茅巴老曹的等级制叙述框架。沈从文、新月派、现代派等作家和流派或者被斥为逆流，或者被排斥于文学史的叙述之外。由于当代政治的不断激进化和把文学和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胡风、丁玲等人遭到清洗以后不断地被从文学史叙述中排斥出去。 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批评中出现的意见和方法在当时既有其合理性，同时也是导致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危机的根源和“重写文学史”的由来。“文革”结束以后和新时期开始了“学科的重建”，首先就是对用政治的标准和阶级斗争观点来划分作家的文学史等级秩序的不满和向王瑶更加包容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回归，与此同时，又用“现代化”的评价标准取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政治评价标准。王瑶说：“现代文学研究的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含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④然而，1980年代在中国盛行的现代化思潮受到195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而在冷战背景下兴起的美国现代化理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点。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1987年陈思和提出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消解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别，也就是取消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建构。1988年，《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标志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一个明显的高潮。而对左翼文学和左翼作家进行重新评价构成“重写文学史”专栏的重心，对左翼文学史的叙述提出了正面的挑战。 “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新时期”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建”。1979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的出版适逢其时，和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建”正好同步。复旦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前言中说：“可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还的治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有受到过这部著作的影响。”⑤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了一种新典范，通过对张爱玲、沈从文等人的“重新发现”和评价，启动了“重写文学史”运动。三十余年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典范支配了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 王德威在《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说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西方学院内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奠定基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诞生具有鲜明的冷战背景，作者具有鲜明的反共立场。“夏从不避讳他的政治立场”，“夏在《小说史》序里开宗明义便提及全书目的之一即在检讨‘现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左翼理念’”。“夏对那些立场鲜明的左派作家如郭沫若、蒋光慈、丁玲等殊乏好感，更不提延安时期及以后的左派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杨朔等人”。⑥《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以后，普实克和夏志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实克指出，“夏志清评价和划分作家的首要标准是政治性的，而非艺术性的”。⑦“总体而言，夏志清此书是一次失败的尝试”。⑧在回应普实克的批评时，夏志清指责普实克“文学不过是历史的婢女”和“把文学记录仅仅当作历史和时代精神记录”的观念。他反驳说：“我对一些拙劣作品的‘褊狭’，就不应被视为政治偏见，而是对文学标准的执着，我的‘教条’也只是坚持每种批评标准都必须一视同仁地适用于一切时期、一切民族、一切意识形态的文学。”⑨在夏志清看来，存在着一个固定的、超越了时空的、永恒不变的文学标准。夏志清受到当时美国批评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批评的影响，而代表了新批评理论的重要著作韦莱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也在新时期初期(1984年)翻译成中文出版，并且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5年，文学界出现了所谓“向内转”。1980年代，“纯文学”观念崛起，“文学回到自身”成为一个有力的口号，而有关文学史写作，“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呼声义正辞严。唐弢说：“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是文学史。”⑩陈思和在定义“重写文学史”时说：“‘重写文学史’，原则上是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他说：“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再多出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要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11)1999年出版的被视为“重写文学史”重要成果的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都以“文学性”的标准作为著作的立足点，比如，洪子诚说：“在这里，究竟选择何种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进入‘文学史’是个首先遇到的问题。尽管‘文学性’(或‘审美性’)的含义难以确定，但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12)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仍首先应被考虑。”(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