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社团是延安文学走向体制化的直接推动力量。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分界线，解放区文艺社团在生成方式上经历了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向以工农兵大众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化。解放区文艺社团生成方式的转化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开始由抽象的“文艺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文艺实践”，另一方面也标志着解放区文艺社团由单纯的知识分子作家的文人集合变成了以传达政党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次级政治文化集团”①。随着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解放区文艺社团开展的文学活动完全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实践。正是由于解放区文艺社团的政治实践属性引导着延安文学走向了体制化，延安文学变成了政治实践的特殊形式。当解放区文艺社团开展的文学活动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时，文学活动的自由性逐渐被政治活动的规范性所取代，解放区文艺社团逐渐变成了为实现特定的政治任务而必须存在的文学生产方式，延安文学制度由此走向了成熟，并且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文学制度的雏形。 一、“讲话”前文艺社团的多样化形态 在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文艺社团真正成为延安文学制度的构成要素是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因为，只有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以后，作为延安文学制度基本规范的政党意识形态才成为解放区文艺社团的建构中心。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的文艺社团呈现出的是多样化的发展形态。无论是文艺社团的创建目标或理论纲领，还是文艺社团的组织机构或社团规范，不同的文艺社团在社团生成方式上完全是不同的，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在“抗战建国”的政治文化规范下，解放区前期的文艺社团往往能够超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形态规范，将抗日救亡的民族主义作为创建文艺社团的理论纲领和内在规范。 解放区前期文艺社团的建构是以1936年11月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为起点的。在此后的五六年时间里，解放区先后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文艺社团，数量之巨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尽管解放区前期的文艺社团数量众多，但是，如果从文艺社团的构成来看，解放区前期的文艺社团大致包括两种基本形态②。一种是“知识分子型”的文艺社团，一种是“工农兵型”的文艺社团。从社团形态上来看，“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和“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种具有明显差异的文艺社团的并存，不仅反映了解放区前期文艺社团文学观念的多元性和文学思想的民主性，而且也说明了解放区前期文艺社团活动方式的多样性和社团规范的自由性。 “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创作主体都是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大多秉承“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自由”和“民主”意识，是个性解放主义的自觉实践者，既看重文学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又崇尚文学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在解放区前期的文学潮流中，“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活动极其活跃，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尊重“文化人”的宽松文学政策密切相关的。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布指示，要求解放区的各级组织机构在发展文化运动过程中要为知识分子作家“组织各种不同种类的文化团体”提供便利，“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③。此后，各个解放区相继出台了相关措施，保证“不同的文化人(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哲学家)，可以组织不同类型的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戏剧协会等，亦可以联合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之类的联合团体”④。 在解放区前期的众多“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中，1940年在延安成立的“文艺月会”最具有代表性。文艺月会是为“提高文艺创作兴趣，展开文艺讨论空气”而于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日由丁玲、萧军、舒群等人发起成立的⑤。与其他以知识分子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文艺社团不同，文艺月会突出了文艺社团组织机构的“松散性”，它没有像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等文艺社团那样具有固定的协会领导机构，而是根据每一次召开座谈会的议题临时确定会议负责人。在每一次文学活动结束后，由会议负责人将相关的文学讨论材料进行整理后刊登在文艺月会的机关杂志《文艺月报》上。作为文艺月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月报》集中体现了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的“自由”追求和批判精神。丁玲在《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一文中说： 我以为《文艺月报》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自然，《文艺月报》的内容应该各方面的都有，然而我只说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要使《文艺月报》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的主张、温吞水的、拖拖沓沓的、可有可无的、没有生气的东西就好。⑤ 丁玲既是文艺月会的发起人，又是《文艺月报》的编者。作为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丁玲的《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无疑承担了发刊词的功能，其在文艺月会的社团活动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丁玲在文章中并没有直接提出文艺月会在文学方面的理论主张，而是由解放区社会生活中一些人的无原则的“宽容”谈起，强调了对“一些坏的倾向”坚持“大度与宽容”的害处，对毫无原则的“宽容”和“大度”要进行彻底的批判，要求“作为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的《文艺月报》要把握“原则性”，“毫不宽容地”批判“坏人、坏事、坏倾向”。而其他参加《文艺月报》创刊座谈会的成员大多主张要把《文艺月报》“办成一个短小精悍、有斗争性的刊物，要有小说、诗歌，还要有批评杂文”⑦。也就是说，作为最能代表解放区知识分子风格的文艺社团，文艺月会成立并开展社团活动的时期正是“延安文艺活动最活跃的一年”⑧，它与延安正在盛行的“暴露黑暗”的文学潮流相呼应，因而从成立之初形成这样充满了社会批判性的编辑方针是不难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