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人”的主题，张扬个性，反叛传统，作为一种人文精神与文化传统，在中西方文学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教化”传统成为绝对至尊的核心传统，张扬个性、表现人的感性欲望的文学创作，只是在社会政治动荡、异端思潮崛起的历史夹缝中昙花一现，展示个性魅力与人性光辉。而当社会政治重新回到正统轨道，它就只能以潜流或“在野”形态涓涓延续。而描写“人”的欲望，张扬个性精神，则代表了欧美文学史的基本风貌，绵延数千年，成为欧美文学的核心传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个性主义精神的确立，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古代中国文学中的个性精神与近代中国文学的人文思潮 反叛意识与个性意识在中西文学传统中的地位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根本原因是“人”在中西文化结构中的实质与地位的差异。从自然观或宇宙观看，中国传统文化虽看重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但这里的“人”只是哲学意义上的类概念，而非生物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灵与肉”活生生的存在；西方文化强调天人相分，很早就有了人对自身的发现，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作为灵与肉的结合体在与宇宙自然相对立状态下的独特存在。从社会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注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孔孟虽高扬个体尊严，但这个体的尊严在于他体现了某种普遍的社会道德精神，并不表明个体本身的存在意义。西方文明很早就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表现在文学上，是个人主义形成传统。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文学传统直到晚明才初步显现。 春秋战国时期，以《诗经》和《离骚》为源头，我国古代“教化”与“抒情”两大文学传统开始闪烁灿烂的光辉。当《诗经》的民间集体创作以“温柔敦厚”之美在中原大地展现其“礼乐教化”之功时，南方楚地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异军突起。强烈的个性气质，彻底反抗和大胆怀疑精神，使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盛唐是个性张扬的时代，作为这一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李白以其绚丽夺目的诗篇及伟大人格，为古代中国个性主义文学增添了美丽的光环，融注了强劲的精神力量。因为在李白的诗歌王国里，“不只是一般的青春、边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①。因此，“李白人格的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②。他那凝结着时代精神的个性气质，上承屈宋，中接魏晋，下启晚明，铸造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与文化人格，延及“五四”绽放出现代个性解放的绚丽奇葩。 到晚唐，这种肆意张扬的个性消融于朦胧含蓄、纤弱伤感的美的意境。两宋时期，婉约词延续着这种纤细蕴藉，苏轼却在庄子的遁世与禅的空灵中让入世进取之心得到安息。在此，“人”开始朦胧觉醒，但老庄“境界”最终又温柔地湮没了“人”。直到明中叶以后，个性解放浪潮汹涌澎湃，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继往开来”：它既是本土文学个性解放历史硕果的结晶，又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个性解放传统凝结的思想资源。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人”的发现与个性解放，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呈现如下三步曲：晚明至清初的本土文化中的自发转型阶段，19世纪“西风东渐”与民族危机中的中西融会阶段，“五四”以后以个性主义为旗帜的“西化”阶段。 明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社会又一次全面的“礼崩乐坏”时代。随着全国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拜金主义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念。同时，以士人为主体，人的个体意识、独立意识相对增强；表现为狂放不羁、自由放纵的世俗享乐；传统“男女大防”也被冲破，于是形成全社会的个性解放浪潮。伴随人性解放的“颓废”成为一种审美对象，直到“五四”一代许多作家身上如郁达夫、庐隐等，在反抗封建礼教过程中，还明显地表现着这一精神气质。以王守仁的“心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潮为此提供着形而上的论证。“天理”由外在宇宙移到内在宇宙——人心之中。哲学本体的根本性变迁使“人”由被压抑的对象一变而为宇宙本体；“人心”成为一切存在的评判者。这样，压抑人的理学一变而为体现人的本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的“人学”。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在此情况下，明代文学观念以崇尚真情、推重性情为核心，向正统的“载道”文学观进行挑战。李贽的“童心”说，成为明代“人的文学”的哲学基础和创作纲领。公安派随之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文学创作上，除文人性灵小品外，市民小说创作走向繁荣。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是充分体现这一时代文学精神的优秀之作。《金瓶梅》以男女之“欲”为中心，成为明代以后“世情小说”代表，赤裸裸描写男女纵欲的艳情、色情小说，更是蔚为大观。而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代表的文人戏曲创作，高扬“情”的大旗，以“情”抗“理”，使“人”的解放潮流开始出现理性光辉。 总之，“晚明个性思潮发露于元明之际，形成于明代中叶，高涨于万历时期，天启、崇祯之际渐趋平衍，至清初犹存余波微澜，康熙以后急速退落，作为潜流继续流淌。直到‘五四’时期，才被新文学家开掘出来，与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潮汇合在一起”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