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是一个袖珍型的社会单位。相对于国家、民族、阶级、阶层以及专业同行等各种共同体，家族的规模微不足道。尽管如此，这个社会单位内部却隐含了繁多的戏剧性因素。无论是忘我的挚爱、激烈的财产争夺还是不动声色的钩心斗角，家族舞台展示的人物性格远比公共空间充分。这显然是文学持续注视这个社会单位的首要原因。从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到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家族内部线索分歧的恩怨情仇造就了庞大的情节体系。尽管“家族”正在成为一个衰减的概念，但是，文学对于这个社会单位的迷恋依然如故。 许多思想家倾向于认为，家族曾经在古代社会的政治或者经济运作之中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继而在历史的某些段落成为国家的胚胎。尽管“家”与“国”之间的结构对称随着国家的强大和成熟而逐渐减弱，但是，二者的呼应成为意识形态的内在机制。例如，父子之间的“孝”赢得了与君臣之间的“忠”相提并论的资格。“无君无父”是性质相仿的罪名。如果说，弗洛伊德描述的父子冲突仅仅聚焦于家庭内部性的争夺，那么，父子与君臣的对举则敞开了家族与国家之间的观念通道。这时，所谓的“孝悌”不仅有助于巩固家族的伦常秩序，而且象征性地扩展为一种令人称道的政治品德。简言之，“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同出一源，孝即政治。 现代性的冲击波对于家族的聚合功效产生了巨大的震荡。进入现代社会，这个社会单位愈来愈多地陷于瓦解状态。家族解体的历史原因很多，现代社会的众多表征共同推波助澜，例如发达的交通体系，人口的全球流动，城市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昌盛的商业制造出的新型社会关系，服务行业的崛起与介入，如此等等。这一切无不汇聚为某种醒目的文化倾向：个人主义的兴起。个人开始挣脱家族的桎梏成为独立的主体，恋爱自主通常成为个人与家族交锋的第一场战役。“出走”的故事骤然开始盛行，这些故事犹如许多作家的“夫子自道”。“我是我自己的”，鲁迅借助《伤逝》的女主人公表白了一个时代的宣言。当然，个人挣脱家族的桎梏交织在现代社会的痛苦分娩之中。现代社会的独立精神、财富积聚、市侩气息、带有血污的利益瓜分以及伦理道德的剧烈摇摆无不投射到家族内部，并且因为血缘关系的撕裂而形成了巨大的恩怨波澜。巴金的《家》如同一个典型的标本。年轻一代再也不愿意充当家族的殉葬品，然而，他们的叛逆、决裂和投奔广阔天地无不伴随着家族成员的曲折纠葛。激烈的冲突和对立背后，负疚、伤感、猜忌、悔恨、悲哀等等各种隐秘乃至微妙的情绪构成了纷杂的伴奏。栩栩如生地展示家族内部隐藏的各种紧张、矛盾和复杂博弈，这是文学由来已久的兴趣。历史话语和社会学倾向于从外部描述家族如何承担一个社会的零部件，文学更乐于解剖家族的内部构造出现了哪些意味深长的异动。 20世纪文学首先聚焦的是家族认同的中断。家族成员开始甩开血缘关系的掣肘而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动半径。一批血气方刚的年轻知识分子闯出了死水一般的深宅大院，历史慷慨提供了新型的社会空间。如果说，巴金《家》之中的觉慧仅仅显示了破门而出的勇气，那么，到了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蒋纯祖们迅速熟悉了大门之外的历史节拍。作为启蒙思想的受惠者，这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天然地倾心于民主、进步和革命。广义地说，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新生代。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的驳杂观念仅仅造就了泥沙俱下的革命。仅仅以摧毁家族的权威体系为己任，这显然是一种政治短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之中，“阶级”必须取代“家族”而晋升为革命的核心范畴。追溯无产阶级革命的起源，启蒙思想之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并不彻底。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阶级”关系的组织功能远远超过家族的血缘关系。相对于家族的姓氏族谱，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犀利武器：经济地位的极端悬殊形成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不可妥协的对抗，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暴力行动。因此，为了占领家族势力后撤而遗留的文化真空，阶级意识必须尽快地覆盖个人主义话语，从而完成一个新型的革命理论衔接。这个意义上，梁斌的《红旗谱》隐含了历史叙事的转换。《红旗谱》之中，朱家、严家以及他们代表的锁井镇穷苦村民与恶霸冯兰池家族结下了血海深仇。然而，激烈而漫长的家族角逐之中，朱、严两家始终处于失败的位置上。《红旗谱》力图表明一个真理：只有当家族势力的较量汇入阶级大搏斗的历史洪流之后，穷人才能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获得真正的解放。 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历史叙事似乎解决了全部问题。启蒙思想以及个人主义话语是革命历史的初级阶段，阶级意识的觉醒是革命历史的成熟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成功仿佛证明，阶级是一个坚固的同质整体，家族仅仅是一个被动地接受阶级支配的次级范畴，家族对于革命历史的贡献或者阻碍可以如数地记录于阶级的账单之上。历史的图景如此清晰，所有的历史叙事背后无不隐藏铁一般的必然逻辑。 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逻辑遭到了某种质疑。人们对于革命历史的想象会不会过于简单了？过于简单的想象不仅无法洞悉革命的艰苦卓绝，无法洞悉革命的巨大代价之中包含了痛苦的精神折磨和感情牺牲，也无法洞悉诸多损失背后普遍的观念错置，以至于再三重蹈覆辙。因此，尽管这种想象时常被视为无可置疑的意识形态，文学不再持续地随声附和——暗礁不会因为绕开而消失。当文学重新讲述一个个家族故事的时候，某些遭受遮蔽的内容开始陆续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