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走进历史深处并对其作还原、解构或重构式的表达，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存在。那些关乎历史的再叙述，激活了人们对已逝年代的多重想象。我们看到，在这些作品极端描写叙事的背后，作家们建构起来的恰恰是对那些历史有意的模糊性书写。格非的《人面桃花》在革命话语神秘叙事中，清晰表达的是女性成长及其伴随而来的情感流程。余华在20世纪曾因极端的先锋写作成为那个文学时代的领军人物，2005年至2006年因为有明显的商业策划嫌疑而受人猜忌的小说《兄弟》(上下)，将“文革”历史中人物命运作了极端化的展示：人的尊严被严重践踏，人性几乎都发生了扭曲性的偏移。在这类书写中，历史只是小说人物行动自如的一个场域，一个不受限制的舞台背景，各类故事言说在一段与现实拉开了距离的时空中，以不同版本打扮着也许并不遥远的过去。如果说“记忆”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话，那么文学对这一资源的倚重则是不言而喻的。“记忆”也许曾经是客观存在的，它永远不具有当下性，因而对记忆的“回忆”就永远存在于人们不同的言说中。迟子建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自觉而卓有成就的，她从一个地区、一个种族局部的演变来进入历史时空的大语境中，复活局部地区的历史画卷，进而打开人们对这段曾经存在的“记忆”的回忆。新世纪以来，迟子建的“著史意识”似乎越来越清晰，她的几部长篇小说也在印证着她的这种努力。从2000年的《伪满洲国》到2005年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2010年的《白雪乌鸦》，迟子建赋予人物命运和历史转型之间必然而错综复杂的关系，她进入历史的方式不是史学家式的，而是诗人化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诗人的作用是描述，但并非描述已发生过的事，而是有可能发生的，亦即因为有可能性或必要性故可能发生的……因此诗较历史更具哲学性与重要性，因为它陈述的本质是属于普遍性的，而历史的陈述却是特例的。”①迟子建也认为：“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优秀作家的最主要特征，不是发现人类的个性事物，而是体现那些共性的甚至是循规蹈矩的生活。因为只有这里才包含了人类生活中永恒的魅力和不可避免的局限。”②这就显现出文学记忆和史学记录之间的差异了。 一、历史一隅的非历史性书写 《白雪乌鸦》叙写的内容与迟子建以前的小说完全没有相同或相近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作家不断探求自我超越的努力和才情。她把一段尘封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带到了读者面前，这段历史没有刀光剑影，却到处弥漫着死亡；没有鬼怪出没，却无法回避突如其来的惊悚。死亡以一种不宣而战的姿态出现，远比张牙舞爪的恐吓更令人措手不及。 在今天，历史典章对于一百年前发生于东北的那场鼠疫，有多少清晰而确凿的记录，未必就是一个确切的回答。如果不是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有多少人知道一百年前的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也许未可知。迟子建复活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仅从这一点上看，迟子建就功不可没。 一百年前的哈尔滨，刚刚具有城市的雏形。在俄国人、日本人的联手统治下，它出现了经济的畸形繁荣，巍峨庄严的教堂，富丽堂皇的剧院，飘着香气的咖啡馆，珠光宝气的服饰店，这些现代城市文明的衍生物冷漠而高傲，拒绝着城市“贱民”的进入。傅家甸收纳着这个城市的贫困者、移民者，他们过着困顿而无助的生活，承受着命运重重的打击而无可奈何。王春申是贯穿小说的线索人物。为了子嗣，他娶妻纳妾，却遭遇妻妾公然的背叛；心中对俄国女演员谢尼科娃“有一股说不出的感情”，却永远只能让它像雪花一样飞舞而寂静无声；自己的亲生儿被鼠疫夺去了性命，却要抚养丑妾金兰与人偷情生的女儿；自家开着客栈，却要独宿在马厩中。王春申生活困顿不堪，内心纠结无助，挣扎在无可逃脱的宿命设置中。在我看来，这个形象给人最大震撼的，并不是在接下来鼠疫爆发后，他投身于官民一体的救助活动中所显示出的民间道德精神，而是他日常生活中令人感到荒诞而虚无的命运。不忠不贞的妻妾先后毙命，唯一的骨血也死于鼠疫，稀里糊涂地被寡妇吴二家的诱骗。这种多舛的命运设置，无论是不是迟子建有意为之，都令人心悸地让人们看到了寻常人命运的荒诞性，王春申的困顿、焦虑与无助，显示出迟子建超越凡俗生活所要表达的对人性幽暗之处的悲悯关注。 对女性的诗意书写一直是迟子建小说最为精彩的亮点。她笔下一系列女性都具有生动有神、充满灵气、聪明美丽、多情重义的审美特质，如《起舞》中的齐如云、《秧歌》中的小梳妆、《零作坊》中的翁史美等等。这种对女性的褒扬，与女性主义话语无关，迟子建关注的是女性精神的自由、灵魂的独立。在她的笔下，女人应该是健康明朗的，应该是独立自尊的，应该是依恋男人的，应该是亲近红尘的。《白雪乌鸦》中的于晴秀就是这样一个诗意女子。在小说中，她是在与王春申那两个丑而不贤的妻妾以及众多女性的对照性书写中，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经由男性眼光的打量，她的美好便具有了被认同的典范性：“傅百川心里……也装着一个女人，她就是开点心铺子，在道台府帮厨的于晴秀。于晴秀并不漂亮，但她耐看……聪明伶俐……念过私塾，能诗善文，境界不同凡响……她醉了的时候，爱在街上游荡，哼着小曲，美滋滋的，真是可爱之极。”鼠疫让她遭遇了几乎灭门的打击——公婆、丈夫、儿子俱亡，但她坚强地活了下来。小说结尾章“回春”，鼠疫灾难终于过去，于晴秀重新打理开张她的点心铺子，而且生下了一个遗腹子。我认为，这是意味深长的一个描写：生命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打击甚至死亡，同样也会有新的生命诞生，于晴秀的形象在这里毋宁是个隐喻：生命的坚忍与创造是由女人最后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