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争议”作品，近些年对《公开的情书》的评价在不断发生变化，围绕这些历史沉浮，本期《蝙蝠的境地》试图重新观照这部作品与文学史/当代史不同时期的内在关联，并从一个80后研究者的视角挖掘其中的可供召回的“公共性”，这其实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这部作品的阅读史、接受史以及不同时代青年的精神史，也挑战了我们从文学史的评价标准进入作品的惯习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2)-08-0018-08 1972年3月，手抄本小说《公开的情书》第一稿完成。这是一部以金观涛、刘青峰夫妻二人及他们与朋友之间的通信为素材的书信体小说，执笔者刘青峰通过展示“文革”中几个青年人进行思想交流的信件，描画出了“一代人真实的内心世界”[1]，发出了与公开发表的小说迥异的声音。这样一种非体制内的创作打破了主流文学界的成规，无法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只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于金氏夫妇北大、清华的同学和朋友中间，再者通过刘青峰的妹妹刘进传播到在内蒙插队的北京高中生手中。这部小说在“文革”中的传播情况及影响的深广度，如今已不易考证，更多人是通过80年代公开发表的版本认识《公开的情书》的。 1980年，当时颇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十月》于第1期头条刊发了《公开的情书》，发表时将第一稿删去了一万多字，一些大胆的议论自然是被屏蔽的主要内容。 无论在70年代还是80年代以后，反映了“一代人真实的内心世界”的《公开的情书》都遭到了主流文学界及文学史的冷遇。它在80年被从“地下”打捞上来却没有获得进入文学史的合法性，一直被视为“有争议”的作品。随着研究者对文学史观的调整和对某些被遗忘作品的重评，近年，它又一次浮出“历史地表”，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并且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的启蒙主义的文学经典”[2]，极力要为它争取正典的地位。在这里，我没有强大的理由为《公开的情书》在文学史中定位，我只想在它沉浮的命运中发现一些信息，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中发现它得到这种命运的因缘，甚至仅仅由它去窥探一代人的求索片段。也许，最能映照它的历史处境的谶语是刘青峰曾讲过的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某天，陆上的兽类和天上的鸟类发生大战，蝙蝠有一对翅膀想加入鸟类阵营，又因为长得像老鼠，不得不投奔兽类，结果被两边所拒绝。”[3]1在“文革”中，《公开的情书》因包含了大量异质的元素无法被当时的主流/官方文学接纳，在80、90年代，它又因为不符合新的规范和潮流而被拒斥和遗忘，它长得谁都不像，又都有点像，它可以存在，却进入不了任何时间段的任何行列，甚至在所谓的“地下文学”内部，如果我们细心分辨的话，也难找到与它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像与不像、相似与差异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这个所谓的“异端”文本勾连了不同历史时期，使被普遍视为“对立”的文学历史时段呈现出割舍不断的联系。在以下的部分，我不想再一次把它纳入到“地下文学”的整体中来讨论，也不想把它放在一系列“争鸣”作品中来考察，而是希望把它真正视为与其他作品不同的个体来细细辨析，从而试图屏蔽那些约定俗成的定论的影响。 一 70年代：他们是彻底的“异端”？ 洪子诚曾说：“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是完全单一、苍白的想象。”[4]也就在这种“想象”中，我们往往会不经意夸大异质的成分，将70年代的“地下小说”与“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人为隔断，并将“地下文学”视为超时代的“异端”，将其与“文革”甚至“十七年”中的主流文学自然地对立起来。表面上看，《公开的情书》的确与《朝霞》上的小说截然不同，完全不遵循“文革”时的创作模式与话语规范，但“十七年”文化资源与思维模式的渗入及“文革”话语方式的再现成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难以回避的命数。截然对立的姿态的出现是艰难的，每个人都生长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不可能完全超越历史语境的限制。小说中几个不合时宜的“叛逆者”的叛逆是有限度的，他们不想彻底推翻什么，在老久的劝说和鼓动下，他们寄希望于未来，将个人与国家、理性与激情、现代化与现代性、民族与世界的历史与现实矛盾在自我想象与具体实干中消解，以个人与国家的和谐进行了想象性自救。他们对自我的定位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主人，暂时在野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与政治、国家彻底疏离的世外之人，小说甚至部分隐藏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抗，以理性的态度服从时代的摆布，只是偷偷地在时代的禁锢下进行人生的微调。 《公开的情书》的异质性远不及某些“地下诗歌”。黄翔在1968年便写出了“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多多在1973年写下《年代》：“沉闷的年代苏醒了/炮声微微地撼动大地/战争，在倔强地开垦/牲畜被征用/农民从田野上归来/抬着血淋淋的犁……”《公开的情书》中从未出现如此惨烈的语言和骇人的意象，它基本秉持了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基调，虽然不无忧伤、苦闷之语，但总的色调是明亮的，更符合主流文学的要求，具有一个光明的尾巴。我们拿小说中老嘎的两首诗与一些“地下诗歌”对比，会发现老嘎的诗相当的直白和传统，甚至不如“保守”的食指的(“食指相对于后来的‘今天派’甚至‘朦胧诗’是传统的。”——何京颉)诗歌中存有更多隐喻的意象。当《波动》中的人物敢于喊出：“我没有祖国，祖国不是我的”时，《公开的情书》中的人物还在尽情地抒发对祖国的爱与献身祖国的激情。 《公开的情书》之所以具有与主流话语趋同的倾向，与作者的大学生身份不无关联。作者靳凡一再强调，《公开的情书》所展现的是“一代人真实的内心世界”，这“一代人”的指涉本身就引人怀疑，这“一代人”是谁，谁属于这“一代人”。对“一代人”概念的不加辨析，会使我们认为所有那一代人的文字都具有相近的内涵和意义指向。具体到《公开的情书》，老久、真真、老嘎、老邪门的身份十分确定，他们是在“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有的已经被分配工作，有的还在等待分配中，这一批大学生中的大部分没有继续自己的专业，而是被下放到基层，接着接受“再教育”。文中，真真忧伤地抱怨道：“我们被视为一批处理品，胡乱分配，随意处置。学数学力学的一个同学，因为个子大，被分配到火葬场抬死人。学物理的一个女同学去卖酱油。”[5]随着中央形势的变化，1968年红卫兵运动落潮，这才将大学生的分配工作提上日程。1968年为1965年和1966年的毕业生分配了工作，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山区、农村和边疆地区”；1967年和1968年的毕业生需首先在军队、农村劳动一年或多年才能被分配工作。金氏夫妇是更晚毕业的大学生(刘毕业于1969年，金毕业于1970年)，他们在北京的大学里亲历了红卫兵运动的大起大落，参与过也怀疑过、排斥过，毕业以后如前几届学生一样被强制安插到基层。刘青峰被分配到西南小镇上做老师，金观涛被分配到杭州的一个工厂里，在当时看来，金观涛的境遇要比刘青峰好得多，小说中的真真与老久正是以他们为原型的。然而，无论是城市中的工厂还是闭塞的乡村，都不是他们年轻的灵魂可以安放的地方，不满、苦闷、焦躁是他们集体的情绪，可喜的是在这种种糟糕的情绪中始终蕴藏着不灭的希望，他们相信未来终会有所改变，所以，“等待”成了他们集体的姿势。事实上，等待的时间并不漫长，刘青峰在1973年便被调到了郑州大学中文系，他们接受的“再教育”远远没有插队的中学生们漫长和深入。名校大学生的头衔、高等教育的熏陶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葆有强烈的优越感和使命感，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林彪事件的发生令这些具有科学精神和思辨能力的青年“精英”进一步看清狂热革命背后的事实，在等待中他们率先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诩，开始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言，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想使自己的个体言说成为总体言说的类似于本能的冲动”[6]。这群思考者的革命情感与理想主义情怀保持得尤为长久，在日后“去革命化”的思潮中，他们仍然以“残存的理想主义者”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