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凌是个小资。”① 李陀在《〈波动〉序言》里给主人公肖凌作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阶级定位。为了突出这一点，李陀在文中再三强调：“女主人公肖凌就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不过她是个文革时代的小资，是当代小资的一位前辈。”李陀的这个判断其来有自，在李陀看来，肖凌作为当代小资的前辈，其身上有典型的小资气质，这一小资气质尤其表现在她的审美趣味上：《月光奏鸣曲》，洛尔迦的诗歌，雪白的连衣裙，还有红茶和葡萄酒。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小资，肖凌又呈现出特别的向度，那就是“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坚韧又十分简单幼稚的虚无主义”。 我同意李陀的上述观点，并以为他抓住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历史性和当下性问题，实际上，在李陀的整篇文章中，他一直试图从这两个角度——历史性和当下性——对中国小资阶级的起源、发展和当下迁延进行全面的分析。李陀显然意识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经典理论框架，并将改变我们的文化构成，并也就是说，小资阶级已经从其被藏匿之所在凸显于我们面前——小资产阶级构成了一个问题。 让我们继续抓住肖凌这个典型小资不放，或许可以展开不同向度的讨论。首先要追问的是，除了肖凌之外，《波动》中还有没有别的小资？如果按照上述李陀的标准，我觉得至少另外两个女性也可以放到小资的行列里：林媛媛和发发。这两个女性在小说中占了不少篇幅，尤其是林媛媛，她最后离家出走的情节构成了小说一个小小的高潮。这两位女性身上的小资趣味甚至比肖凌还要重，发发的出场伴随的是几个非常小资的动作：吐出一个又浓又大的烟圈，扭着屁股，同时还关心地打听北京的流行服饰(裙子的长短问题)。而林媛媛则与发发形成鲜明的对比：天真、不谙世故、是一个还生活在父亲保护下的女学生模样。如果我们将这三个女性并列来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女性构成了《波动》对于小资女性的三种不同的想象：林媛媛是还在成长中的小资女性，发发是一个在道德上显得非常暧昧带有一点堕落色彩的小资女性——她让我不由地想起矛盾笔下的孙舞阳。而肖凌，从整个小说的叙述来看，是一个呈现出复杂“内面”的小资。在这个意义上，北岛选择肖凌为作品的主人公颇有深意，同时，李陀指认肖凌——而不是林媛媛和发发——为该时期小资的典型代表显然也值得琢磨。也就是说，同样具有小资气质，为什么肖凌具有优先权？除了李陀提出的“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坚韧又十分幼稚的虚无主义”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实际上，如果从“不安全感”来说，《波动》中的任何一个人似乎都生活在强烈的不安全感中，这种“不安”对应了“文革”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心理氛围；如果从“虚无主义”这个角度来看，林媛媛和白华的虚无主义似乎比肖凌更为彻底和绝望，至少在肖凌这里，她最后还是相信了爱情，尽管这场爱情是一个悲剧。在我看来，肖凌最为独特之处不在于这种虚无主义，而恰好是意识到了这种虚无主义之后的一种自觉抵抗。小说中有一段对话至关重要： (肖凌)“请告诉我，”她掠开垂发，一字一字地说，“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 我想了想。“比如，祖国。” “哼，陈词滥调。” “不，这不是个用滥了的政治名词，而是咱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向往……这一切构成了不可分的命运，咱们对祖国是有责任的……” “算了吧，我倒想看看你坐在宽敞的客厅是怎么谈论这个题目的。你有什么权力说‘咱们’？有什么权力？！”她越说越激动，满脸涨得通红，泪水溢满了眼眶。“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没有……”(《波动》，第23页) 我以为这段对话的意义不仅仅是展示了肖凌的虚无主义思想以及她和杨讯之间的重要分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和“行为方式”暗示了肖凌的与众不同，也就是说，她是通过对一些重大问题(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小情小绪)的思考和辩论来凸显其小资产阶级身份和意识的。肖凌与文中的另外两个小资林媛媛和发发的最大不同正在于此：肖凌经历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小资产阶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而这一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林媛媛、发发甚至是杨讯的身上都没有发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通过文中类似的此类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肖凌的虚无主义是多维度的，她的虚无主义处于“相信—幻灭—希望”的历史链条中，也就是说，在肖凌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文革”后一代小资的成长史，这部成长史，与中国当代史的变化密切相关。我们应该还记得在1950年代有“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批判运动，中国的当代想象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对小资产阶级的改造、排斥、压抑，而“文革”的终结，使得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想象找到了一个可以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契机。 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是如何觉醒的，这对于肖凌，对于我们分析整个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的生成和书写都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梳理肖凌的个人历史，追问其意识发生的根源。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其历史起源居然是含糊不清的。在整个小说的叙述中，对肖凌个人历史的叙述并不多，只有很有限的几处，通过这几处，我们大致了解到肖凌出身高知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母亲在“文革”中被逼自杀，她下乡后遇到另外一个知青谢黎明，并生了一个孩子。这些零碎的叙述大致勾画出一个受侮辱与受迫害的人物形象，但与其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相比，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泄愤的让人仅仅停留在同情的表层的人物，相反的是，肖凌在这些遭遇中升华出一种可贵的反思和质疑精神，她不仅试图保留和书写自我的历史(她的日记是最好的记录)，同时也以其实际的行为与历史保持可贵的互动和辩诘。这是肖凌最典型的气质特征——她的虚无主义是建立在清醒的历史理性主义和批判的基础之上，并隐约指向一种积极的个人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