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2)12-0121-04 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就是要选择一个恰到好处的切入点去把握作家作品。实事求是也好，独辟蹊径也好，高屋建瓴也好，史著者都要按照符合自身价值标准的视角、观点和方法去表述研究对象，所以，文学史是被整合(“另写”)过的文学的历史。既然著史的标准有差异，文学史的书写在树立权威、排列等级的同时也有着“排他”和歧视的嫌疑。 萧红被写到文学史上的位置并不显赫，在诸多史著版本中她大都位列于“东北作家群”或“左联”的层级，与萧军、叶紫、端木蕻良等人并列，长度不过二、三页，似乎排在被认可的主流作家的外围。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首先，萧红的文学史评价揭示的不仅是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更是研究者的问题，即研究者依据什么标准或理论来阐释、定义作家和文本的？这种阐释和定义的目的、范畴、方法、意义何在？其次，一生短暂的萧红在文学史上到底应获得怎样的定位？她无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东北”时期、“左翼”时期及香港时期的断裂式研读能否涵盖她文学个性的全部？ 一、萧红文学史话语表述的起点 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被表述的起点来自鲁迅、胡风、茅盾等的经典评论。当某一命名被权威化的同时，很可能就会左右乃至遮蔽史著者对作家作品的真实评价。鲁迅将她纳入阶级、民族斗争的大框架之中，为新文化构想服务，应当说有其时的功利性，鲁迅亲笔为萧红作的“序”也似乎奠定了之后史评者的阐释基调：“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P1)。自此以后，对萧红的文学史书写便始终是将其民族、阶级的立场高于普遍的人性、生存的立场。相对来讲，胡风的“后记”就显得苛刻一些。胡风既指出萧红对乡土社会“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的现实主义写作力度，称颂她那种不似女子的“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又为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三个有待改正的缺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个别地看来，人物是活的，但每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2](P396)。这些评价也可说为文学史上称颂《生死场》的主题而小觑它的叙述笔法埋下了伏笔。而依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恰恰不失为萧红的写作特色之所在。 但这个时候，萧红还处于创作的初期，鲁迅、胡风等都还没有预见到她后来的转变，以为她会如丁玲般走上切实的革命道路，在国家、民族和女权意识的纠结中进退维谷。及至茅盾《〈呼兰河传〉序》中“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论说，萧红的艺术个性在文学史上基本定型。两篇“序”和一篇“后记”的话语权力，肯定但也制约了对萧红的文学史评价，“起点”的定位几乎就是全面而终极的范式，后来者只是在一定限度内或多或少的修订。 然而，对文学史的质疑由来已久，即使是写出了思想史、癫狂史乃至性史的福柯也认为自己所写的所有“史”都是“杜撰”。他指出了“起点”的不可靠、但又难以逾越的诱惑性：“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规避开端的欲望……体制之于这一常有愿望的答复却是讽刺性的，因为它将开端神圣化，用关注和静默将其围绕，并强加仪式化的形式于其上”[3](P2)。由是，关于萧红文学史叙事的“起点”，在海内外不同的文学史书写中或将命定成为被推翻和超越的一个“标签”，研究的话语及其秩序亦由此得以分流。 二、萧红文学史话语表述的两条序列 在不同的批评语境下，文学史对萧红的评价呈现出迥异的样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陆与海外两类不同版本的表述上得到习焉不察的启示。这种不同不仅取决于两类作者阅读的语言(汉语、日语、英语、德语等)、获取资料的途径(母语呈现、亲身经历、别人转述)、论作的表达方式(体验式、思辨式、考证式)的不同，更取决于二者在研究理念、学术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先说大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里评论说：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生死场》没有忽视阶级矛盾，真实地写出了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深重灾难。并指出，这是小说的可贵之处，也是它胜过同一时期不少同类作品之所在。如果说，这本书在言说上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某种限制，以政治眼光评判文学的思维还未完全转变过来的话；那么，同样由唐弢主编、严家炎、万平近协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增订版)》(2008)，依然承袭了原来的评价，指出，《呼兰河传》在过去生活回忆里表现了作者对旧世界的憎恶与愤懑，但也流露出由于个人生活天地狭小而产生的寂寞的情怀。这种评论与茅盾的“起点”如出一辙。茅盾说萧红“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诅咒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4](P10)几十年过去，这一观点在中国大陆并未有太多的改变，可见文学史著述对名家圈点的尊敬与奉行。同样，钱理群等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萧新如、吴天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诸多版本，也是对萧红描述灾难、弘扬革命的部分高度赞颂，而对她书写自我本心的部分颇有微辞，具体的表现是扬前期而抑后期、扬《生死场》而抑《呼兰河传》、扬“抗日文学”而抑“寂寞回忆文学”。总的来看，这类论断占据了文学史编写的很大比例，权威化的表述已压抑了不同的解读方式，国内现有的萧红文学史评价已成为民族国家取向与文学批评实践的合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