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2)12-0015-06 一个作家要想让作品能流传下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供最独特的东西，而不是去跟风。比如沈从文写湘西，莫言写高密东北乡，他们对最熟悉的那片土地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获奖尤其是大奖固然能获得超额的象征资本，但一个作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一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依然无法阻挡时间的无情淘洗，他们的作品也少人问津。像赛珍珠和前几年获奖的凯尔泰斯、赫塔米勒和耶利内克，其文学成就遭到广泛的质疑，因为在他们的创作中，原创性的审美因素并不突出。另一方面，被诺贝尔文学奖所遗漏的卡夫卡、乔伊斯、托尔斯泰、哈代、博尔赫斯、易卜生、普鲁斯特、契诃夫、里尔克、高尔基、左拉、瓦雷里、布莱希特、斯特林堡、曼杰什坦姆、阿赫玛托娃等大师的作品历久弥新，不断影响后世的读者和作家。正如萨特在《我拒绝一切荣誉》一文中说：“显然，一个作家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对其余的人来说是最优秀的。他最多只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① 莫言的创作之所以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青睐，其最重要的魅力还是源自于原创性，一个无法复制的作家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被笼罩在俄苏文学的阴影之中。“文革”之后，与世界接轨的冲动使西方的文学话语被轮番操练，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历时性的审美潮流在中国成了共时性的文化景观，模仿西方作家的风格似乎成了文学的惯例。对外来文学资源的膜拜，以及“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践踏，这使得当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极为隔膜。在“新”与“后”的时尚话语的轰炸之下，众多文化和文学新人高举“打倒”、“超越”、“告别”的旗帜，宣判旧历史的“终结”和“死亡”，这种断裂性思维加剧了传统文化与文学遗产面临消亡的危机。 面对膜拜西方文学和忽视自身文学传统的文学现象，莫言通过深入的反思和不断的调整，在创作历程中非常重视从外来文学资源中汲取营养，在坚持审美个性的前提下进行有机的融合与不留痕迹的化用。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带来的震撼，为莫言打开了一个别有洞天的文学空间。他承认：“我在1985年中，写了五部中篇和十几个短篇小说。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的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②莫言在1985年前后创作的作品，在颠倒的时空秩序和极度渲染的表现手法上，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但是，其作品的根基是作家的故乡记忆和生命体验。《球状闪电》讲述的是回乡青年蝈蝈和女同学毛艳合伙经营奶牛养殖的故事，但是，莫言给现实罩上了一层层幻觉的云彩，通过幻象与现实的交错、撞击，呈现社会转型过程中生活方式、价值选择、文化心态的摇摆和震荡，雷电闪击引出的“五个乒乓球大小的黄色火球”，在跳动中穿插着蝈蝈、蛐蛐、毛艳、蝈蝈父母、奶牛、刺猬的梦境、错觉，随着叙事的推进，火球也融合交汇成“黄中透绿的大火球”，蝈蝈居然能够像踢足球一样照着它“飞射一脚”，火球破墙而出，进入牛棚，“奶牛们像墙壁一样倒下去”，蝈蝈则“轻飘飘地离开了地面”。奶牛和刺猬通晓人话，还能辨别善恶，进入了一种通灵的境界。亦真亦幻的状态也赋予作品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作家通过夸张、荒诞的艺术处理，在营造虚幻神秘的氛围的同时，抵达了超越表层真实和具体情境的另一种真实。确实，莫言对《百年孤独》极为偏爱，《嗅味族》中的嗅味族人“屁股后边拄着一条粗粗的尾巴”，《食草家族》中近亲交配的食草家族不断生出手脚上长着粘连的鸭蹼的孩子，最终走向衰落，这都让人联想到《百年孤独》中拖着“猪尾巴”的小孩以及近亲联姻的布恩蒂亚家族的厄运。至于福克纳，他笔下的“那块像邮票那么大小的地方”——约克纳帕塔法县，给莫言带来了信心和灵感，作家在谈到阅读《喧哗与骚动》的感受时，有这样的表达：“好像福克纳老头拍着我的肩膀说：行了，不用再读了，写吧！我立即明白了摆在我面前的工作是：我应该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旗帜，把那里的土地、气候、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当然我就是开国的皇帝，这里的一切都由我主宰，所有的人都是我的臣民，都要听从我的调遣指挥，有胆敢抗令者，斩无赦！这里的花必须遵照我的意愿开放，这里的庄稼必须在我的季节里成熟，这里的河必须在我的河床里流淌，这里的法律是我制定的，我还是这里总红娘，我让谁和谁生孩子谁就一定要和谁生孩子，如此等等，十分牛皮。所以生活中的笨蛋在小说中总是以英雄的面貌出现，动不动就一拳对着仇敌的肚腹捅过去。”③ 外来文学作品的启发，让年少时曾经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④的莫言，在文字上找到了回家的路。那块曾经让作家“充满了仇恨”的土地，在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镇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刺激下，焕然一新。莫言找到了审视自己的故乡的新的视角和新的方式，那片贫瘠的土地、辛勤劳作的农民及其历史与现实摇曳着无限的魅力，让作家激动不已。故乡的景物如同铺天盖地的红高粱，在作家的笔下发芽、拔节，抽穗、扬花，故乡的方言土语也在文字的缝隙里反复回响，此起彼伏。除此之外，福克纳还激活了作家对于故乡的历史记忆，莫言认为：“应该通过作品去理解福克纳这颗病态的心灵，在这颗落寞而又骚动的灵魂里，始终回响着一个忧愁的无可奈何而又充满希望的主调：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世界密切相连，历史的血在当代人的血脉中重复流淌，时间像汽车尾灯柔和的灯光，不断消逝着，又不断新生着。”⑤过去永远不会消失，在对历史的追溯和对祖辈们的内在精魂的寻找中，故乡的内涵得到了深化和拓展，故乡在历史的纵深处获得了重生，其中的乡亲的命运浓缩了作家对于更为广阔的人群的关注以及对更为普遍的人性的理解。而且，通过打破自然的时空秩序，作家让过去与现实构成一种相互扭结的对话关系。《红高粱家族》的叙述人穿梭于半个多世纪的时空中，“我”的现实时空和成长记忆，1939年“我爷爷”抗击日本汽车队的伏击战，1923年“我爷爷”和“我奶奶”第一次见面的情景，1976年母亲为死去的爷爷合上眼皮的场景，叙事时空和故事时空交错重叠，其自然时空的断点正是作者勾连现实与历史的结合点。从《丰乳肥臀》到《生死疲劳》，飘忽的现实成为历史昏黄光线下的投影。这些作品显示出作家已经逐渐挣脱模仿的牵绊，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 个性是文学的生命，对大师的最为逼真的模仿也只能使自己成为大师的影子。只有在无人涉猎的荒地上开辟出一片个性鲜明、无可替代的文学空间，培育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新品种，才能为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新的样式和范本。莫言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无疑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是冰块。因此，我对自己说，逃离这两个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我想，我如果不能去创造一个、开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我就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如果无法深入进我的只能供我生长的土壤，我的根就无法发达、蓬松。我如果继续迷恋长翅膀老头、坐床单升天之类鬼奇细节，我就死了。我想：一、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二、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四、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这些是我不死的保障。”⑥从莫言90年代以后的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蒲松龄小说和传统笔记小说的神韵。系列短篇小说《神聊》表现得最为典型，叙述者不再像《红高粱》中的“我”那么张扬，而是退隐到幕后，叙述语调冷静舒缓、张弛有致，语流曲折回澜，氛围神秘莫测。《拇指铐》、《月光斩》的叙述也一改莫言擅长的汪洋恣肆的语风，显得精致而蕴藉，回味绵长。莫言自以为《檀香刑》是“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通过激活被许多作家所忽视的民间文学传统，力图打造“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寻找文学的新的可能性。为了消除过度借鉴西方文学的痕迹，他在《檀香刑》的“后记”中提到：“围绕着有关火车和铁路的神奇传说，写了大概有五万字，放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明显地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于是推倒重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因为很容易有魔幻味，也就弃而不用。”《檀香刑》以高密的民间戏曲茂腔(作品中为“猫腔”)为底本，通过多声部的叙述展示民间世界的纷繁复杂和藏污纳垢，孙眉娘、赵甲、小甲、钱丁、孙丙等人粉墨登场，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腔调和韵味，“浪语”、“狂言”、“恨声”、“傻话”等腔调与人物的性格形成了对应关系，声音在作家的笔下获得了鲜明的个性和活泼的生命力。方言土语和猫腔唱词的涌入，使混杂的语言和癫狂的暴力、泛滥的欲望一起，构成一种如同盛大庙会的狂欢场景。《生死疲劳》中“六道轮回”的循环时空和章回体，是作家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资源中提炼出具有鲜明自我特色的文学叙述的艺术探索。蓝开放和庞凤凰是一对堂兄妹，他们乱伦产下的大头儿蓝千岁，作为“惟一由于爱情受胎的婴儿”，“身体瘦小，脑袋奇大”，“生来就有怪病，动辄出血不止”，这难免让人联想到《百年孤独》中那些奇怪的婴儿，但莫言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形似，而是把外来文学资源和本土文学传统作为燃料，以自身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作为火种，通过充分的燃烧来照亮自己探索的路途，温暖自己孤独的内心。透过作品中西门闹四处游荡的冤魂，他那种无处伸冤的困境，凸显出卑微的草民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当阎王面对西门闹的鬼魂不屈不挠的质问，只好敷衍塞责地应对：“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现在本殿法外开恩，放你生还。”其间包含着对隐藏在中国民间的果报轮回观念背后的痛苦灵魂的体察，同时寄托着作家矛盾的内在情感，俯瞰红尘的慈悲和洞若观火的冷嘲杂糅在一起，成为作品多声部、多视角的叙述的内在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