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旅游业开始兴盛发展的时代，旅游杂志也应运而生。文人雅士的文学书写由此进一步与旅游业建立了关联性，也印证了一个以旅游文化为表征之一的消费主义时代的逐渐形成。其中郁达夫20世纪30年代的游记书写最具有典型性，山水纪游不仅构成了他更自觉的写作形式，而且一度有了资本和政府的介入，1933年秋，杭江铁路即将通车，从钱塘江起，经过萧山、诸暨、义乌、金华、江山等地，最终到江西的玉山，全长333公里。杭江铁路局邀请郁达夫先乘为快，沿着新开辟的铁路在浙东遍游，最后写出游记由杭江铁路同出版，算作“杭江铁路导游丛书”的一种。按郁达夫事后比较谦虚的说法，自己“虽在旅行，实际上却是在替铁路办公，是一个行旅的灵魂叫卖者的身份”①，游记写作成为地方政府有意识策划的结果，也是文人与资本的结合催生出的产物。对铁路局来说，这是非常有眼光的举措，文学中对于风景的描绘往往是最好的旅游广告，也证明了在消费主义时代，风景的发现与文学艺术媒介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郁达夫在出版于1934年的游记《屐痕处处》自序中说：“近年来，四海升平，交通大便，像我这样的一垛粪土之墙，也居然成了一个做做游记的专家——最近的京沪杭各新闻纸上，曾有过游记作家这一个名词，——于是乎去年秋天，就有了浙东之行，今年春天，又有了浙西安徽之役。”②这段话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30年代初“游记作家这一个名词”在“京沪杭”的报纸上一度很流行，透露出当时形成了一个旅游热，也催生了“游记作家”的流行，或者反过来说也许同样成立，“游记作家”的出现，给旅游热推波助澜，两者间有内在的同一性关系。杭江铁路局独具慧眼地看到了这种旅游与作家之间的关系，于是，读到《屐痕处处》中《杭江小历纪程》的开头，读者就对郁达夫浙东之行的起因有了更明晰的了解：“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星期四，晴爽。”“前数日，杭江铁路车务主任曾荫千氏，介友人来谈；意欲邀我去浙东遍游一次，将耳闻目见的景物，详告中外之来浙行旅者，并且通至玉山之路轨，已完全接就，将于十二月底通车，同时路局刊行旅行指掌之类的书时，亦可将游记收入，以资救济Baedeker式的旅行指南之干燥。我因来杭枯住日久，正想乘这秋高气爽的暇时，出去转换转换空气，有此良机，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所以就约定于十一月九日渡江，坐夜车起行。”③ 这种政府行为在推动旅游事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黄山揽胜集》④一书中得到更为突出的表现，《黄山揽胜集》的出笼，主要是因为响应蒋介石开发东南交通的倡议，“浙皖建设厅即以开发黄山为当务之急，乃另组建设委员会，聘请中央振务委员会主席许世英先生担任委员长”⑤。《黄山揽胜集》即为“许委员长特作黄山之游”的游记。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对于《黄山揽胜集》的推出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汇集全山名胜摄影，各系以古今诗文记载”，“由本公司用最上等之黄道林纸加工印刷。书前并冠以郎静山陈万里叶浅予邵禹襄诸摄影名家之美术照片，书后附以游览日程等，封面三色铜版精印”⑥，可谓是一部相当精美的“揽胜”图书，既应和了开发黄山的“当务之急”，同时也不失时机地汇入了方兴未艾的旅游热。 尽管风景游记的“生产”与旅游产业，与政府的推动有极大关系，但是出版界的闻风而动以及主动出击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触媒”作用。书局在旅游书籍的制作方面每每显示出既精心又专业的眼光。比如在游记文字之外往往收入大量风景图片，为此《黄山揽胜集》的出版人不惜聘请专业摄影家和著名画家郎静山陈万里叶浅予邵禹襄等共襄盛事，《黄山揽胜集》中收入的照片的作者中，郎静山和陈万里都是一时之选，二者均是中国较早的摄影艺术家和摄影记者。陈万里五四时期即发起组织了艺术写真研究会，随后与郎静山等筹组中华摄影社，史称“华社”。据郁达夫的《屐痕处处》中的《杭江小历纪程》，浙东之行的同行者中，即有郎静山，《现代》杂志上的广告也不失时机地宣称“附游侣郎静山先生所摄风景名作十余帧尤足供读者卧游之助”，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意义上的风景堪称是摄影家与作家一同“发现”的。 由周天放和叶浅予编撰的《富春江游览志》⑦尤其表明了30年代旅游文化产品出版的发达，被称为“开中国旅游手册之先河”。在政府和资本的介入之外，传媒由此也大力推动了旅游产业，并从中获益。1934年的《论语》半月刊第47期登载的《富春江游览志》广告词称“睹此一书，胜如游览一周”⑧，可见旅游书籍有文化产品自身的自足性，读者从旅游书中获得的乐趣甚至可以超过实地旅行本身，正如有读者读罢郁达夫的游记后去实地印证，发现“实物”并没有广告介绍的那么美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山揽胜集》在《人间世》杂志上的广告把“供读者卧游之助”⑨作为书籍宣传的一个策略，也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读者的确是在床上借助旅游杂志而“卧游”黄山的。 30年代旅游文化产品出版的发达更表现在旅游书籍的专业性和具体性方面。《富春江游览志》在《编撰大意》中称：“本书编撰之目的有二，一为游览富春江之山水者之指南，二增加游览时之兴趣。”两个编撰目的都在具体编撰策略上得到落实。风景照片是吸引眼球极佳的方式，“风景照片最是动人向往及游后回味，故编者不惮跋涉，摄影附入”。除了收入数十帧富春江沿岸的风景名胜照片外，《富春江游览志》尤为重视对各个景点的文化意蕴和历史积淀的强调：“名人题咏，足为江山生色，而游人踪迹所到，不待搜索得读前人佳句，油然而添逸兴。惟富春江上，前人题咏繁如乱发，择尤附丽数首于胜迹之后，作登览时之吟赏。富阳桐庐严滩钓台等处佳什较多，不忍割舍，精选百首另列一篇。”⑩其中对严子陵之于钓台的意义更是大力渲染。这也同样是在书中附上了“古今诗文记载”的《黄山揽胜集》的编撰策略。到了郁达夫的《屐痕处处》，附录则是歙县黄秋宜写的《黄山纪游》。至于《屐痕处处》中郁达夫自己撮录的《黄山札要》一篇，则是由于郁达夫计划中的黄山游未能成行，“先把从各志书及游记上抄落来的黄山形势里程等条，暂事整理在此，好供日后登山时的参考”(11)，前人的纪行在郁达夫尚未登临之前已然汇入了郁达夫自己对于黄山的文学想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