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30日，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了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毁灭》。10月，鲁迅又沿用该纸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①两个月后，瞿秋白致信鲁迅，首先高度评价了《毁灭》中译本的出版，称赞这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②而后，他就围绕“翻译”问题与鲁迅展开探讨，提出了“翻译”的“文化政治”：“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③在接着批评了严复、赵景深的“顺与不顺”的翻译观之后，瞿秋白转而指出，鲁迅的译文做到了“正确”，但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并具体列举了《毁灭》中的句子与之探讨。信的最后，他又特别重提了前面举过的第一个例子，认为其“比较重要”，“不仅仅关于翻译方法”，这就是“新的……人”的问题。④ 准确说来，瞿秋白例举的是《毁灭》中译本前收录的弗理契“代序”里引述的小说原文⑤：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有一种—— “对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也比不上的。” 更正确些：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 “渴望着一种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这个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⑥ 这是瞿秋白从俄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他自己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译法，并说第二种“更正确些”。而他要以此来指正的《毁灭》中译本里的文字则如下： 这最后的原因是因为他胸中有一种： “强大的，别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拟的，那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⑦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在《毁灭》“后记”里说明过，这篇弗理契的序文是“朱杜二君特为从《罗曼杂志》所载原文译来。但音译字在这里都已改为一律，引用的文章，也照我所译的本文换过了”。⑧因此，虽然“代序”非鲁迅所译，但引用的小说“原文”确系其译笔。小说中的鲁迅译文连续两次提到了“新的……人类”，瞿秋白所谓“新的……人”的问题就出在此。因为这不是简单的措辞推敲，而关乎小说核心意思的理解，所以瞿秋白非常细致地向鲁迅作了说明： 《毁灭》的主题是新的人的产生。这里，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这意思是指着革命，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产生着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数”(Type)——文雅的译法叫做典型，这是在全部《毁灭》里面看得出来的。现在，你的译文，写着“人类”。莱奋生渴望着一种新的……人类。这可以误会到另外一个主题。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个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事实上，《毁灭》的“新人”，是当前的战斗的迫切的任务：在斗争过程之中去创造，去锻炼，去改造成一种新式的人物，和木罗式加，美谛克等等不同的人物。这可是现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众之中的骨干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类，不是笼统的人类，正是群众之中的一些人，领导的人，新的整个人类的先辈。 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旧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⑨ 瞿秋白解释说，弗理契和法捷耶夫用的俄文字眼都是一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因此，小说中这个意思应该是“新的人”，或者译成中文的“新人”。这一点从“代序”的正文部分也可以看出，因为也是从俄文直接翻译的，所以凡是用到这个词的地方都译成了“新人”，如瞿秋白例举的引文下面就有一句：“但他同时又知道这个新人的日子还没有到来。”⑩隔了一段引文(鲁迅的译文)，又有出现：“但是无论如何，这位新人——美的，强的，善的，——已经觉醒了，他挣扎着，要摆脱那过去的遗产，然而这些东西却非常的巩固，因此，新人的诞生，其结果同游击队的命运一样，往往——毁灭。”(11)也就是说，从俄文翻过来的译本(瞿版、朱杜版)用了“新人”，从日文翻过来的译本(鲁版(12))则用了“新的人类”。从瞿秋白所谓传达法捷耶夫小说“主题”的角度来说，只能译成“新人”。“新的人类”非但不准确，而且是不正确的。 对于瞿秋白有关“翻译”的意见，鲁迅有所接受也有所保留，涉及到瞿、鲁二人对“文艺大众化”等问题的理论构想差异，这里暂不赘述。对于瞿秋白所举几个具体译例，特别是“新的……人”的批评，鲁迅则表示接受。他在回信中坦率承认自己的翻译有误，但同时交代了自己翻译之时的思考过程和困惑：“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莱奋生望见的打麦场上的人，他要造他们成为目前的战斗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当他默想‘新的……人’的时候，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13)之所以“默想”后选择了“人类”的译法，原因之一便与底本的语言有关： “人”的原文，日译本是“人間”，德译本是“Mensch”，都是单数，但有时也可作“人们”解。(14) 依据日译本和德译本，仅就词语本身而言可有双解，并不知道哪个意思合适。就像以日语为例，按照《广辞苑》的释义，“人間”辞条的意思有三个(15)：①人居住的地方。世界。世间；②(作为社会存在的，以人格为中心来考量的)人。同时指那个全体→人类；③人物。人品。而根据语境来判别，小说中“人間”的意思只能出自第二个，但究竟是译成“人”还是“人类”，单凭辞典释义是无法解决的，仍需要回到文本，通过上下文的理解来确定。这里，我们会联想到鲁迅、朱镜我、林伯修对卢那察尔斯基《关于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的翻译，三个版本都是重译自藏原惟人的日译本。文中第二节有一个关键的句子：“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现在当和文学相偕，成为向着新的人类和新的日常生活之生成的过程的，强有力地精力底的参与者了。”(16)三人都把原意的“新人”译成了“新的人类”。这说明从日文重译是常会发生这种“舛误”的，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左翼文艺阵营对于“新人”包含的特殊意义尚未有足够的敏感或完全的了解接受。“新人”在事实的层面，语词的层面都有待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由此也再度证明，翻译不仅仅是语法语汇的技术问题那么简单，更牵涉到语句语用的深层意义问题，所以才有了鲁迅辩解的原因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