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6-0013-31 《文艺论集》是郭沫若最早的论文集，同时也是其最重要的论文集之一，它收入了郭沫若1920到1925年间的30多篇论文，涵盖历史、文化和文学等方面，是学界研究郭沫若历史观、文化观和文学观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这部《文艺论集》于1925年出版后，又曾在1929年、1930年和1959年改版三次。每一次郭沫若都亲自参与订正和改动，尤其是1959年版改动非常大，可见其本人对这部论文集的重视。但是，郭沫若对自己作品的修改有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从不具体说明作了哪些修改，而篇尾却依然延续最初版本所注明的时间。这就给后来学者的研究带来不小的困难，“往往把五十年代经郭老改动了的观点当成他二十年代的观点，造成了失误”[1](P2)。正鉴于此，黄淳浩先生在校勘了不同时期的《文艺论集》后，于1984年出版了《〈文艺论集〉汇校本》(以下称《汇校本》)，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 黄先生的《汇校本》着眼于较为明显的改动，而“至于一般文字变动，为避免繁冗，则不一一录出”[2](P3)。这种方法使《汇校本》显得简洁明了，但是造成的遗漏也相当多。事实上，这些未被标注出的修改并非都是“一般文字变动”，其中有很多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比如《〈文艺论集〉序》篇尾的一首诗出现在订正本、改版本、文集本中，却未出现在《洪水》的最初版本中。此诗是郭沫若后来所加，还是在《洪水》发表时删除？值得探讨。再如《天才与教育》中有一段话：“但在我们教育破产，司教育的人只知道罢课索薪，受教育的人只知道罢课闹事，卖教育用具的人只知道献贿名人以推广商业的时代。”此段话在文集本中删除了“受教育的人只知道罢课闹事”一句，删除此句是郭沫若在解放后对学生运动的看法转变的结果，或者仅仅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情势？也值得研究。进一步说，那些看起来很“一般”的“文字变动”，也并非完全没有研究价值，比如《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一文，原版本中对胡适的称呼是“胡适之”，而在文集本则全部改成了“胡适”，这与另一篇文章《反响之反响(一)·答〈努力周报〉》的改动十分相似，这篇文章原版中的“胡先生”到了文集本中也均改成了“胡适”。结合两个时期的政治形势，郭沫若对胡适的态度已经从平等论敌转变成了阶级敌人，而称谓的变化正是这种态度转变的体现。更进一步说，很多“一般”的“文字变动”在目前“一般”的学者处可能没什么价值，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眼光和角度，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真正有眼光的学者会因新方法的运用而在其中发掘出很有价值的成果。因此综合看来，它们不应被简单地忽略。 另外，此《汇校本》本身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地方甚至是需要改正的错误。如《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汇校本》注明：“新编全集本拟重新补入。”如今就可补正为：后被编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此文中还有一句：“孔子所教却被他们太看做人世间的了。”其中“却”字，《汇校本》注明：“《创造周报》作：‘又’”，但实际《创造周报》作：“也”。诸如此类的细微改动在其他篇中出现极多，但《汇校本》却极少注明，这也容易给读者造成实际未加改动的印象。 黄淳浩先生在出版此《汇校本》后曾以《文艺论集》为例专门著文呼吁：“在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版本学”，“这是因为我国的近现代社会，曾长期处于动荡不定的、不断变革的状态中。作家的思想必然受社会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对自己的著作加以修改，这是极其自然和无可非议的事情。因此，我们研究现代作家，不仅可以从该作家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去探索他的思想的变化，还应该从他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同一著作中的不同版本去发现他的思想变化。”[3]但遗憾的是，黄先生在20多年前发出的呼吁一直应者了了。仅就郭沫若这部非常重要而又改动很大的《文艺论集》来说，很多学者至今都还在没弄清各版本区别的情况下进行研究，结果往往似是而非，进而又以讹传讹。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在呼吁现代文学研究要“重返历史现场”，而郭沫若作为一个重要而又“善变”的作家，尤其需要我们对其著作做追根溯源式的研究。郭沫若对其早期作品在不同时期的改动，不仅体现出他本人思想观念的流变，同时也让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我国文艺界与学术界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势影响而产生的变化。 鉴于以上原因，本文不再“避免繁冗”，而是将每一处改动均标注出来，以便大家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历史全貌和流变历程，进而更加方便地加以研究。 关于此文的体例方面，需要做以下说明： 1.本文只标注出原《汇校本》所没有标注出的改动。 2.本文采取原《汇校本》对各版本的称谓，即1925年版为“初版本”(以下简称初本)，1929年版为“订正本”(以下简称订本)，1930年版为“改版本”(以下简称改本)，1959年版为“文集本”(以下简称文本)。 3.本文中各论文的题目与排列顺序均与1925年初版《文艺论集》相同。 4.郭沫若于1925年所著的《文学的本质》和《论节奏》两篇论文未收入初版本，而是收入了1929年以后的版本，因此本文将其列入“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