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6-0050-0 一 1947年中国大陆政治格局处于激烈动荡之时，平津地区一批年轻的作家重新聚合，发起一场战后中国文学的重建运动。他们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沉着而坚韧地提出“人的文学”应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自身传统，强调文学应以更广阔的胸怀面对丰富的社会人生，最终由“人民的文学”回归“人的文学”。他们认为，所谓“人的文学”是指“包含二个本位的认识：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说，它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的活动形式对照着说，它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①。与当时左翼的“人民的文学”相比，“人的文学”强调生活内容的真实丰富，注重文学所展现的人生经验的广度与深度，反对以狭隘的政治标准限定表现的对象：“作品的主体意识方面只求真实与意义，而不问这一主题所属的社会阶层或性质上的类别……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接近最高的三个质量：无事不包(广泛性)，无处不合(普遍性)和无时不在(永恒性)。”②这三个质量体现的就是“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得”。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真正立足现实，具有丰富思想价值，也才能成就优秀文学作品。相反，“人民的文学”以阶级为本位，展现的是“某一模型里的现实”，进行的是“对人，对生命，对文学极度的抽空，压缩，简化的工作”③。在种种限制下，作家不可能写出体现“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好作品。“人民的文学”应当属于“人的文学”，并最终归于“人的文学”，而不应是前者统一后者、消灭后者。他们坚定地认为，坚持发展“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才是战后中国文学的根本出路。 几乎同时，“五四”时期就“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的胡适，面对汹涌澎湃的“民主”浪潮，到处坚定地宣讲：“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权利是自由。”④再次张扬起“自由的文学”的旗帜以保存、发展“五四”传统。 在战后两个中国之命运交战的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日益赢得上风，“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坚持甚至会犯众怒，所以在中国大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但这一流脉却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强劲地保存、发展着。除了1950年代初旅居纽约的胡适继续倡导“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尤其针对台湾的情况强调“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辅导，更不能由政府来指导”，坚持文学只能有“两个标准”、“两个目标”，就是“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⑤外，战后开始在居住国落地生根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张扬起“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旗帜。 创刊至今已57年，出版500余期的文学期刊《蕉风》，是由赴南洋的香港作家1955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其影响在南洋华文文学中极其深远。1959年4月，《蕉风》78期改刊为纯文艺月刊时，鲜明地张扬起“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旗帜。该刊将“发现‘人’”、“肯定人的价值，提高人的尊严”作为改刊的宗旨和“马华文艺发展的方向”，并从一个更大的背景上来看待“人的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历史上中华文化有过五次大的变迁……每次的变迁，都使中华文化由北向南的逐渐地向南伸展。而这种伸展所代表的意义，又莫不是反暴力及专横的统治，觅求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人性的尊严，生命的和谐，是我们文艺创作的最高目标。”⑥将“人的文学”视为中华文化变迁中的扩展，自然有着海外华人社会的语境，但更道出了中华文化传统向外播传中的丰富；“人的文学”也不只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延续，而是更有着保存、丰富中华文化传统的意义。同期与“人的文学”相呼应的有“自由的文学”的倡导。但与胡适主要针对政府对文学的干预而强调文学的自由有所不同，《蕉风》强调的是创作个体的自由，认为：既“承认个人的意识，发挥个人的个性，尊重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别人的意识、个性与尊严”的“个体主义即自由主义，是不隶属任何派别、任何主义的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的文学“不崇拜偶像，不屈服权威”，其“作品，要求形式上的美，要求感情上的真，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求掘发人深处的良善，对失去的理想不失望，对悲惨的世界不悲观，在挑战与反抗中求进步，在进步中要求更深、更美、更好的创造”⑦。将创作视为个体心灵最自由、充分的展开，不仅使文学能“不隶属任何派别、任何主义”地自立自强，而且使文学在追求“形式上的美”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表达想像和情感的方式，这种丰富会让文学有更自由的表达。上述主张并不只是一种倡导，更是《蕉风》身体力行的实践，深刻影响了战后马华文学的整体走向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百年中华民族文学非常关键的时期：“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倡导使得“五四”新文学传统避免了“冷战”意识形态高压下完全可能发生的断裂，甚至使得这一时期的华文文学出现了某种“中兴”局面(例如新马华文文学现实主义的高峰和现代主义的奠基、成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时间已流逝了半个多世纪，《蕉风》的文学倡导今天仍得到强烈的认同。例如，《蕉风》所言文学“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当下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在内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承认的“文学艺术要以人为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不是同声相求吗?又如，诺贝尔文学获奖者、旅法作家高行健呼吁作家“首先是没有主义，摆脱各种教条，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和把握今天人类现实的真实处境，和个人在现时代的真实的困境和位置。不是说创造另一个主义，而是通过反思，超越那些已经僵死的教条，直视我们面临的现实。这将是新思想产生的重要前提”⑨。这种“没有主义”不正是对《蕉风》“不隶属任何主义”的文学自由的新世纪呼应吗?这正说明，战后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中，存在着相当自觉的发展“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脉络。正是这一流脉，抗衡了冷战及其后各种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强力干预；在各种意识形态到处弥漫并持续地左右人们思想的20世纪，它不断拓展着文学表达的空间，表达着文学反思的力量，丰富着文学的经典性的生成，形成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深厚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