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2)06-0056-07 巴人是中国新文学最早的建设者之一，在现代诗歌、小说、杂文写作和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新文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理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同时，巴人又是中国现代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为中国现代革命做出过特殊的贡献。巴人自觉投身中国现代革命，又执着于文学理想，将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其悲剧命运之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典型性。然而，巴人的文学写作意义和文学理论研究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巴人研究还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导致现有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没有给巴人一个恰当的文学定位。 一 中国新文学写作是从白话诗歌开始的，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尝试写作白话诗，1920年出版了现代第一本诗集《尝试集》，1921年8月，郭沫若出版了体现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诗集《女神》。与胡适和郭沫若相比，巴人也是中国现代诗歌最早的“尝试者”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巴人就发表过12首旧体诗，1920年开始白话诗歌的写作“尝试”，1921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恶魔》，郑振铎称其为“最初在中国唱挽歌的人”，①其出版时间晚于胡适的《尝试集》，与郭沫若的《女神》几乎同时，在新诗建设的历程中，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从1921年到1927年，巴人共写作了《情诗》等五本诗集，尝试了抒情诗、叙事诗等多种诗体。叙事诗《烘炉》，体现了五四文学悲壮抒情的精神，“显示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主流方向”，“要是当年就发表出来，我想巴人早就被尊为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开拓者了”。[1]269除了《烘炉》之外，巴人还有《髑髅哀歌》《印度尼西亚之歌》等叙事诗，巴人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开拓者。 巴人是著述丰赡、贡献特殊的小说家，“他前期以小说引人注目，后期以杂文、文艺论文获誉甚高，他的小说给人一个总印象：视野开阔而眼光深邃，始而才华外溢，转而深沉老辣”。[2]397巴人1923年开始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巴人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监狱》(1927年)、《殉》(1928年)、《破屋》(1928年6月)、《影子》(1929年)、《在没落中》《乡长先生》(1936年)、《捉鬼篇》(1936年)、《流沙》(1937年)、《皮包和烟斗》(1940年)、《佳讯》《死线上》(1928年)、《阿贵流浪记》(1928年)、《某夫人》《证章》《一个东家的故事》《姜尚老爷列传》(1947年)等十六部中、短篇小说集，还有长篇小说《超然先生列传》(1940.8-1941.11连载于《求知文丛》)、《沉滓》(1941.5-1941.9连载于香港《华商报》副刊)、《莽秀才造反记》(自20年代开始写作，几经反复，直到1983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明日》(2011年出版)等。短篇小说《疲惫者》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6卷第11号，后被茅盾收进《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可视为五四小说的代表作之一。长篇历史小说《莽秀才造反记》是中国现代动笔最早的长篇历史小说，从写作到出版，延续了56年之久，在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② 巴人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杂文家，先后出版了《边鼓集》《横眉集》《遵命集》等七部杂文集和数百篇集外杂文。巴人的杂文写作有两个高峰期：一是上海孤岛时期，他坚守“孤岛”，针砭时弊，直面敌人，体现出强烈的战斗性和清醒的头脑，有鲁迅之风，被誉为“上海孤岛”时期的“活鲁迅”；二是20世纪50年代，针对“阶级论”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社会问题与文艺问题，以敏锐的眼光和丰厚的理论修养，写作了《论人情》《况钟的笔》等富有批判精神的杂文，提倡文学要“写人情、写人性”，不料因文获罪，被不明不白地打成“右派分子”，遣送回乡，病魔缠身却不得医治，含恨而逝。 巴人的话剧写作尽管数量不多，但颇有特色，代表作有《费娜小姐》《两代人的爱》《五祖庙》，其中《五祖庙》(后改名为《五个被吊死的苦力》)描写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斗争，是中国第一部以东南亚人民反抗斗争为题材的剧作，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巴人也是杰出的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巴人提出了富有时代内涵和鲜明特色的理论主张，《文学论稿》旨在构建“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最早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学者之一，“在五十年代中国，像这样个人写作的系统的文学概论著作，可以说绝无仅有……巴人的《文学论稿》是具有开山之作性质的”。[3]213在孤岛时期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编撰《鲁迅全集》，“巴人在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仅在瞿秋白、冯雪峰之下，而在学术探讨方面有逾越瞿、冯之处”，形成了“坚实的学术功底和浓厚的思辨色彩”、“从文学艺术创作实践出发”、“强烈的现实感和明确的针对性”等鲜明的风格特征。[4] 巴人两度到印度尼西亚，一次是抗战期间流亡南洋，一次是建国初期出使。利用这两次机会，巴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写作《印尼散记》《印度尼西亚之歌》《印度尼西亚革命观》《记李福》《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等历史著作，首开中国学者印度尼西亚研究之先河。 巴人的一生是文学的一生，更是革命的一生。他始终把个人理想与现代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北伐革命时期为我党提供了重要情报，遭国民党逮捕；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开展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抗战时期，先是在“孤岛”坚持斗争，后流亡南洋，组织、领导南洋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建国后，先后担任外交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要职务。1956年，受到严厉批评，随后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到残酷迫害，直至病逝。一个为新政权浴血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家，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被自己人残酷迫害致死。巴人的悲剧，绝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激变下的必然结果，是现代中国“文学”与“革命”关系的深刻折射，具有普遍性、深刻性和典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