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谌容通常被认为“大器晚成”，因“关注知识分子”生活遭际的《人到中年》名满天下时，她已经44岁。事实上，谌容的创作起步很早，她的处女作是长篇小说《万年青》，发表于“文革”时期的1975年，而作品的最初构思和名字缘由都来自于作者1963年到山西省汾阳县万年青人民公社贾家庄大队深入生活的经历，后因“文革”的爆发使得创作中断，直到政治气候稍微宽松的“文革”后期，得以创作完成并发表。梳理《万年青》的创作路径，可以更好地还原“文革”文学的复杂性及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我们认识到“文革”文学并非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也并非只有“初澜”、“梁效”、《朝霞》的组织和生成，还有许多作家，包括谌容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业余作家一直在为实现文学理想而默默地努力，其中既有对文学本质的追求，又不免受到时代文艺主潮的约束。然而，他们的努力通常伴随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否定而被归置于当代文学史最寂静的角落。这种人为地疏离并非客观的文学研究方法，以至于有批评家指出，“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是残缺不全的，突出的问题是‘文革文学’的被搁置。”①如果我们拉开距离，抱着“同情的”、“理解的”②眼光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也许会有更多有价值的发现。 一、深入生活的尝试 新中国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就确定了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要为工农兵服务，首先就要求作家、艺术家“一定要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③。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也着重强调“从新区来的朋友”“更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茅盾和周扬的报告则“分别从国统区和解放区这两个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殊途同归，都论证了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大众结合，贯彻执行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新文艺方向的核心。”④1949年以后，组织作家、戏曲工作者等文化人深入生活的活动持续不断。如1950年底，李健吾去山东参观老解放区，回沪写作《山东好》；1952年底，师陀响应号召赴山东吕鸿斌农业社深入生活，创作出《前进曲》。农民作家柳青也在1952年“以很高的自觉性，毅然放弃优厚的生活条件，带着全家来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安家，建立长期固定的生活基地，开始了生活和创作道路上新的里程”⑤，用14年的时间创作展现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创业史》……“山药蛋派”作家更是多年来就一直悉心竭力地建立和发展着自己的“生活根据地”，他们还明确地提出了“长期‘共事’，以‘久’臻‘熟’”的文学主张。赵树理的《谈“久”》，马烽的《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孙谦的《投身到农村的伟大变革中去》，都是这方面的鲜明主张⑥。 可以说，“深入生活”作为“1940至70年代间文化界大力倡导的一种口号。它既可视为当代文艺批评中的一个热门概念，也可视为其时一种普遍的文化运动、文化现象。所谓‘深入’往往以地理空间上的流转作为前提，以思想立场的改造作为核心；而‘生活’则被限定为工农兵的生活，与种种社会政治运动相关的活动。”⑦谌容踏上文学之路难免不受到这一潮流的裹挟，出生于1936年的她，父亲曾在国民党的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任过庭长、院长等职。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1957年，谌容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因患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经常晕倒，于1962年被机关精简。她后来讲到：“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页。在绝望中，我走上了文学之路。”建国后的17年中，对自我的否定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经历。选择文学创作作为重返主流社会的途径，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谌容来说，除了改造自我、“深入工农兵”学习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谌容1963年秋来到汾阳县万年青人民公社贾家庄体验生活，不论从先进性还是文学性方面来衡量，的确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建国初期的山西作家群，在文学界极负盛名，而有着西戎和马烽的汾阳县，更是不遗余力地将贾家庄大队推向全国。出生于山西蒲县的西戎在1953初夏就早早回到了汾阳县深入生活，并兼任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蹲点搞合作化扩社试点工作。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短篇小说，包括：《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行医事件》等等。1962年，西戎发表了短篇小说《赖大嫂》。中国作协于当年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对这篇小说作了充分肯定，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广。同样返乡深入生活，担任汾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的马烽，写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优秀的作品，在《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6日的《春到人间花自开——说说汾阳万年青公社成立以前的情况》做了这样的宣传：“山西汾阳万年青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8月26日敲锣打鼓正式宣布成立的……办公社好处在哪里呢?让数字回答吧：1959年，万年青公社粮食比1958年增产了26.2％；社员平均收入比1958年增加了50％”⑧。而马烽1959年以贾家庄为背景写出的剧本、经导演孙谦拍摄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影片风靡华夏，又于1963年拍摄续集，影片塑造了高占武、孔淑珍、曹茂林、李克明、小翠、二狗、小亮等一批优秀年轻人形象，他们个个生龙活虎，天不怕地不怕，热爱农村，扎根农村，带头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引水、发电的“大跃进”壮举更成为一代青年的偶像，很多地方都成立了高占武突击队、孔淑珍小组。影片的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人说山西好风光》唱响大江南北，点燃了一代青年积极投身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