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努力为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寻求定义，或是寻求某种具有一致性描述的人来说，莫言的《酒国》提供了一种想象中的解决方案，一种审美快感，甚至一种道德净化。这当然并非是说，我们可以从莫言的小说中看到关于中国的清晰图画，而是说，在《酒国》中，所有与当代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幽暗、矛盾、混沌，尽管在分析理性看来，非常令人费解，但在一种叙事艺术品的界定中，则变为一种“诗学规范”(poetic norm)，并由此达到了在“可能”的世界中(与“现实”世界相对立)，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更具哲学性”。这部奇异、滑稽、令人反胃但又极具诱惑力的小说，是“文学粗糙性”(literary coarseness)与“风格无边性”(stylistic boundlessness)的实验。在这一实验中，写作的“绝对能量”(sheer energy)、多样性、游戏性，在不断将叙事的特定形式推向崩塌边缘的同时，为“再现”提供了各种新的可能性。在这一坐落于幻想与纪实之间的虚构空间之中，总有一些令人激动的“现实主义”的东西，既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可辨识的，也因为它触及“历史真理”与“价值判断”这些更重要的层面。所有这些使得读者不得不产生疑虑，《酒国》中高强度的语言与形式游戏，是否仅被用来提供一种“审美庇护所”，并藉此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景象发动一场最无情、最轻蔑的进攻——既在社会讽刺的意义上，也在“道德—寓言”的意义上。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现代主义者，莫言从一开始就没有对社会分析、道德批评、政治介入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对于中国文学生产领域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风格，他也并未表现出任何固定立场，尽管莫言的文学生产具备明显的风格延续性，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被命名为“魔幻现实主义”时。人们看到的莫言更像是一个带着农民的智慧与诡计的游击队战士，始终对日常生活的快速都市化与商品化投以厌烦的目光，而他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规避(evasiveness)与看似超然的态度，则与其在形式与寓言层面的“强度”、“激进”与“大胆”相匹配。在莫言的世界中，现象的世界(the phenomenological reality)很少得到再现，而是被“形式—叙述”空间所吞没，并由一种无情的虚构逻辑转化为寓言性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颠倒的反而成为真实的。莫言小说的“叙事”，显然并非作为反映“真实”(the real)的渠道，但也正是在其作品的“叙事构造”(narrative enterprise)中，后社会主义语境的诸种碎片化现实，找到了自身形式与道德的确定性，甚或意义性——常常栖身于“眼花缭乱的暧昧性”、过剩、亵渎、“无意义”的形式中。对于一个缺乏“社会—历史构架”和“道德—政治构成”的时代来说，这是1990年代种种失了根的、无家的、彷徨的经验、意象、记忆与幽灵的“象征性落座”(symbolic dwelling)——这种“象征性落座”即便不是注定的，也是一种优先之物。从这点看来，《酒国》中的“酒国市”恰恰象征醉汉眼中呈现出的中国：模糊但依旧鲜明；奇异、荒诞但仍具有一种独特的逻辑性；令人发狂的不一致，但又具有令人惊异、不知羞耻的清晰感。一方面，这里有一种“自然史”的陷落，伴随着所有或陈旧过时，或刚被创造出来的表达、姿态、理念的混乱的咕哝。在另一方面，借用拉康对“无意识”的观察，“酒国”也是像“语言”一样被组织起来的。倘要用一种超越犬儒主义的态度阅读《酒国》，并抵制从最负面的态度，最具“颠覆性”的眼光去看待今日社会的诱惑，就要抓住《酒国》中处于活动状态的语言，去辨识出这一语言的语法，一种旨在与交际、再现、编码的传统理性的语言相对抗的语法。《酒国》中所截取的世界，是与清醒意识相对立的梦的世界。这也是一种被挫败的心灵状态，一种方向错乱的、精神分裂的心灵状态，被投射到后社会主义语境的客观世界。在这样一座镜子屋(mirror house)里，内在领域与外在领域都被消解为属于“震惊”经验的各种破碎的“身体部分”，在社会—文化的幻景(phantasmagoria)中无助地飘浮。在这样的幻景中，那些不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光天化日下说出自己名字的人们，在一个放荡、狂饮、吃人、谄媚、诱惑、欲望、贿赂、阴谋、野蛮、死亡的“夜”的世界，一个地下的、但仍具正当性的世界中，发现了他们的自由与迷狂。 叙事的划分 《酒国》包含了三段并置又相互联系的叙事，这些分化而又统一的叙事处于这个小说结构设计的中心位置，反过来加强了小说辩证的张力，而这一张力有助于凸显小说寓言性上的“尖锐”和再现层面上的生产性。 处在最前面的是小说文本主要部分，也就是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对“酒国”所谓“吃人案件”的调查。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可以将这一叙述称之为“叙事1”：“全然虚构”(the properly fictional)。 第二种叙事则由“莫言”与业余写作者李一斗(或酒博士，酒国市酿造学院勾兑专业博士研究生)的通信构成。他们来回信件的主要内容，大多是李一斗要求“莫言”帮助他在《国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这个叙事最终结束于小说结尾“莫言”的酒国之行，他在那里与人的会晤及其他活动。像大多数私人通信一样，这些信件谈到了范围相当广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并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了指涉与议论。在各种各样的话题所触及的众多事情之中，有两条脉络的持续发展值得注意：一是“莫言”对李一斗从事文学职业的鼓励意见，这些鼓励意见，在“真实”与双重虚构的层面上，都不仅具有社会批判性，而且也是自我指涉、甚至是自传性的；另一条脉络是李一斗仿佛永不衰竭的“语言性”特质与语言过剩，大量的奇闻异事、流言、抱怨、小报告，来自于自封为“政府线人”的这样一个爱出风头的、谄媚的、竭力要讨得一个大作家的欣赏与帮助的乡下业余作者之笔。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在小说中以真名与他的一个书迷交流，这个书迷不只是普遍意义上虚构的产物，而是一个在“叙事1”所虚构出的地点——“酒国”中生活、工作并不断打小报告的“真实人物”。我们可以称这个叙事为“叙事2”：“虚构性的‘非虚构’”(the fictional nonfiction)。 第三个层面或维度则由一个“迷你系列”构成，它包含了“叙事2”所设定的“真实人物”或是“非虚构人物”李一斗所写的九部带有半关联性的短篇小说。这些故事当然很“糟糕”(但也正是作家本人极具创造性地，故意将它们写得如此之糟糕)：没有任何虚构作品的一致性，缺乏基本的恰当的形式，更不用说(审美)自律性，但与此同时，这些失败之处也恰恰反映出在这三种叙事中贯穿着一个重叠、平行、空白、省略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由“小说”的传统概念所界定的“糟糕”或“低于标准”，在“寓言”的领域，转化为一种非常欢闹的、具有生产性的、引人入胜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短篇小说序列构成了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主要范式的半系统化的戏仿(parody)，模仿其主流写作风格以及涉及的话题，其中最明显的是李一斗用《肉孩》戏仿鲁迅的《药》。但在更直接的意义上，这些作品似乎更是在气喘吁吁地追赶改革开放年代以“创新”或“现代化”的名义横扫中国的世界文学潮流。这些故事，可以视为结合了两种对立的性质，即对“酒国”中现实与超现实之物最“现实主义”的描绘，与一种最具幻想性、无形式感的、反传统的“说故事”形式结合在了一起。这一结合使这些故事构成了一本记录种种笨拙手法的“文学写作”手册，以及对各种风格尝试的“实验”与多变的标签的夸张铺陈：它们被“作者”李一斗一一命名，诸如“严酷现实主义”、“妖精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等等。我们可以将此称为“叙事3”：“虚构性的虚构”(the fictitious fi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