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当下的热点到《花城》的文学批评 《花城》历来作品与批评并重(据笔者统计，从1979年创刊到2010年，《花城》共发表理论批评文章527篇)，为当代批评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对先锋文学的转型、后现代的兴起、大众文化的研究、第三种批评、新生代作家论、先锋作家论，等等，这些都是对文化与文学思潮的具体而精准的把脉。其实，《花城》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一个纯文学刊物所能做到的。国外小说评介、作品争鸣、当代作家论、当代作家访谈录、笔会笔谈研讨会，等等，成为《花城》长期以来的重头戏，刻下了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鲜活而真实的轨迹。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评论家的文章，成为考察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比如陈晓明、程光炜、赵毅衡、欧阳江河、谢有顺、张柠、朱大可、王一川、陶东风、南帆、汪民安、王岳川等人的批评文章，尤见笔力。开创性、先锋性、统摄性、前瞻性、精确性，构成了《花城》三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品质。 《花城》70年代末推出高行健的作品及其系列批评文章，而且推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其影响是无需多言的。1979年4月曾敏之在《花城》创刊号上发表《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这是最早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章。而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成显学。推举很多有潜力的作家，如周梅森、残雪、陈染、林白、毕飞宇、海男，等等，不仅发表他们的作品，而且跟踪评论，举办研讨会。《花城》多年来一直推出年度小说综述文章(新世纪以来，这个栏目消失，颇为可惜)，以及国内小说述评，作者多为国内知名评论家。年度作品述评，对促成自身的编辑导向与文学潮流的推进，加强创作的理论研究，都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对当代作家进行综合性研究，先后发表的作家论有：乔雪竹论、赵大年论、周梅森论、赵本夫论、刘绍棠论、蒋子龙论、李杭育论、路遥论、苏童论、史铁生论、王朔论，等等。《花城》与作家联系密切，除多次举办有重大影响的笔会之外，90年代中期以来还开辟作家访谈专栏，以促进作家、创作、批评、理论的多方互动，访谈对象先后有：苏童、格非、韩东、朱文、陈染、林白、北村、史铁生、叶兆言、莫言、刘恒、邱华栋、刁斗、李冯、迟子建、海男、徐小斌、李大卫、东西、李洱、荆歌、行者、潘军、残雪、毕飞宇、墨白、吕新，从名单足见其分量。2000年以来，还发表不少外国作家的访谈录，其中以俄罗斯重要作家为主。此外，2007年开辟“作家书信”栏目，2008年开辟“作家讲堂”栏目。新世纪以来，又设海外汉学家访谈栏目，以推进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交流互动。《花城》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极有担当的，可谓时刻保持着关注的力度。1996年第1—3期，连载《当代中国文学的问题(一)、(二)、(三)》，参与者有：王蒙、史铁生、耿占春、墨哲兰、余虹、刘康、张闳、萌萌、蔡翔、陈家琪、赵毅衡、陈晓明、南帆、张颐武、李小山、曲春景、汪政、晓华、王干、吴炫、李陀、王鸿生、戴锦华、程文超、王安忆、鲁枢元、葛红兵、李陀、张柠、艾云、王光明、李森等数十位批评家，这对认识、反思与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 《花城》的文学批评几成范式。可以肯定的是，《花城》结合了学术与批评的各自优长，结合了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历史和传统，结合了当下的现状和潮流走向，从而使批评的有效性与力量得以生成。下面通过考察《花城》三十年来的文学批评，以期打开一个窗口，来追寻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踪迹，并对当下批评的反思与重建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与借鉴。 二、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渐行渐远 建国后数十年来批评的沉疴，惯性地影响到新时期初期的表现。《花城》自创刊至8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性依然浓厚，素以先锋性著称的《花城》，也概莫能外。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是怎样的面目?它又是如何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的?《花城》确实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见证。 (一)意识形态化批评的余音和批评新质的初显 《花城》创刊阶段的批评是之前余音和新质混生的。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及其过渡时期的语境。 “我们知道，文艺批评的任务，是培育香花、铲除毒草，而除草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是为了繁花的开放。……”(于鸿舒：《胸怀·题材·批评》)，这仍然是“文革”时期的语气。黄药眠在《科学技术发达对文艺的影响》开篇写道：“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要于短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强国。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这一时期的批评仍停留在打倒“四人帮”后的狂喜之中，处在继续的政治批判之中，基本上沿用了惯用的毛语体，属当头一棒式的口号式批评。不过，《花城》一边沿用之前的政治话语模式，一边开辟新的批评领域。“外国文学”译介、“香港通讯”一类栏目的异质性就相当明显。二者并存并交错的情形，实际上存在于《花城》试刊阶段的前七期当中。 总第2期苏晨的《有边的遐想》道出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弊端。胡德培的《悬念与艺术的活力》，已不再浮于文本之外，可谓得风气之先。第3期楼肇明《盖棺犹难论定》的阶级论却又十分明显。1980年总第5期艾彤的《文学作品的知识描写》，意识形态基本消失。 1980年元旦前后，《花城》编辑部在北京搞了一次座谈会。沈从文指出：“一个作家，下去生活一个短时间，回来就搞大题目，这未必妥”。陈荒煤提出：“要多团结港澳作家，发表他们的作品。”刘绍棠说：“文学作品写得不美不行。如眼泪、血，不是不可以写，而是要写得美。”李陀希望《花城》办得洋一点，文艺界不应该有排外情绪，“《花城》要开成一朵洋绣球。”谌容也认为“《花城》还不够洋”。洪子诚更主张“《花城》再洋些，再开阔、深刻些。”刘心武希望“《花城》用适当篇幅发表一些试验性作品”。这些评论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是极具远见的，犹如灯塔，直接引导了《花城》对海外及港台文学的关注，以及对实验性作品的重视，《花城》的先锋性也正是由此开始打下了导向性的基础。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