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还是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都是重要事件。从当年的6月初到9月中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匪夷所思地开了25次会议。最初参加者二三十人，最后竟有千余人之众。会上受到批判，并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有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李又然、白朗等。这次扩大会议当时被看作是革命与反动的文艺路线之争，事实上核心问题是已政治结构化的文艺权力阶层，在权力分配上的较量。80年代以来，围绕这个事件展开的资料搜集和问题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这篇文章，不是要全面讨论这个事件，而是对若干了解到的材料，加以编排和注释，来显现事情值得关注的某些方面。材料处理和注释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的背景因素，另一是对同一事件，不同人、不同时间的相似或相异的叙述。让不同声音建立起互否或互证的关系，以增进我们对历史情境的了解。 主要引述的材料是： 一、邵荃麟写于1966年10月16日的《关于1957年我在作协整风动员会上擅自宣布摘掉丁、陈反党小集团帽子的罪行》(下简称“邵荃麟材料一”)； 二、邵荃麟写于1966年8月19日的《关于为三十年代王明文艺路线翻案的材料》(下简称“邵荃麟材料二”)； 三、冯雪峰写于1966年8月8日的《有关1957年周扬为“国防文学”翻案和“鲁迅全集”中一条注释的材料》(下简称“冯雪峰材料”)。 引述的其他材料还有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写于“文革”刚发生时的“检讨”、“交代”，以及中国作协1957年9月内部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部分发言》(下面简称“发言集”)①。正如我在《“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②中说的，这些作者在写这些材料的时候，正“以‘走资派’、‘黑帮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巨大压力下的产物，对人、事性质的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着需要细心辨析以判明真伪的问题”。对于邵荃麟、林默涵、郭小川来说，1957年时他们居文艺界权力高位，“文革”中身份却出现逆转。冯雪峰的情况又不同，无论是1957，还是1966年，都处于被审查的位置——只不过，在1966年，审查重点转移到在1957年审查他的那些人(周扬等)身上。身份、处境的复杂变化，是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需要留意的。 下面，材料中需注释的词语我用黑体字标出，黑体字不是原来有的。为阅读方便，材料中的注释放在需注释词语后，并以不同字体标示。 一 修改“反党集团”结论 1955年8月3日到9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共16次的党组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副书记是周扬和刘白羽；这次批判主要在他们的主持下进行。会议最后形成提交中共中央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该报告对丁、陈事件定性为“以丁玲为首，并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但是这一结论宣告不过几个月，它的真实性就受到多方面质疑，就是批判的策划、主持者也不得不同意修改③。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一”)： 1957年5月26日，我在作协整风动员会的报告中擅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是件严重的反党罪行。1955年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曾经中央批发全国各地党委。我竟然在党内外群众面前，【注：作协党组的报告，于1955年12月15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到“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但是这次会议和所做结论，文艺界只在党员负责干部的小范围传达，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见诸公开发行的报刊；因此这里有“竟然在党内外群众面前”的说法。】擅自宣布这个结论不能成立，这是违反中央的批示，破坏组织纪律的罪恶行为。这个罪行反映了我当时严重的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思想，它和同一时期中我在浙江、上海、北京的一些反动言行【注：身为全国人大代表，邵荃麟1957年4—5月到浙江视察，召开浙江文艺界联合座谈会、浙江越剧团座谈会等会议，随后到上海，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贯彻“二百”方针座谈会。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浙江省委宣传部1957年8月23日发函中宣部，在《对邵荃麟在浙江放火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称：“邵荃麟来浙江视察，声言是来帮助文艺界打开一个缺口……刚到杭州不久，即召集郑伯永、陈学昭(均党内右派分子)、董湘渠前去汇报情况，要郑等替他安排座谈和视察日程，并指示郑伯永积极起来，要在困难的环境下，很好坚持。在文艺座谈会上，邵荃麟两次发言……对浙江文艺界的右派分子的反党进攻，起了鼓动作用。”】以及下半年我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积极参与了为30年代文艺翻案的罪恶活动，是一贯的反党思想的表现。 关于我在整风动员会上擅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注：指1957年5月17日作协机关全体人员整风动员会。据会议记录，邵荃麟动员报告在谈到宗派主义、党内团结等问题时说，“比如陈企霞、丁玲同志的问题，过去说是反党小集团，现在这条结论不能成立”，“要坐下来好好谈。”】一事，我事先并没有和党组商量过，这件罪行应该完全由我个人负责。至于要摘掉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帽子，重新起草关于丁陈问题的结论这件事情，则是在1957年初首先由周扬提出，【注：似乎要早于1957年初。张光年1966年12月9日撰写的“交代材料”《我和周扬的关系》中说：“应该是1956年底，右派大举进攻前，一天晚上，周扬在东总布胡同22号召开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打算跟丁、陈、冯等达成妥协，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会上周低声下气地检讨了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说他自己和刘白羽‘有缺点’，‘有简单化’，然后指着在场的丁、冯、刘白羽和他自己说：‘作协的工作，反正总得我们几个人来搞(当时兼任党组书记)，大家把意见谈开了，问题就好解决。’但丁玲索价很高，这场交易没有谈成。……4月间的一个上午，他特地到编辑部来，督促文艺报放毒，说什么‘放也是错，不放更是大错，不如大放’。这次他还要文艺报找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写稿，他对我和侯金镜等人说：‘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从陈企霞到朱光潜，都要团结起来。’这是他要利用党的鸣放政策，利用文艺报的地盘，进行招降纳叛的勾当。我和侯金镜当时也右得厉害，便派出编辑找丁、冯约稿。丁、冯拿架子，不肯写。我和侯带着编辑杨志一同志，亲自到颐和园，请她谈谈深入生活的问题，搞出了一篇访问记。这一方面是替丁玲涂脂抹粉，恢复名誉，另一方面，也是为周扬招降纳叛的阴谋服务，是十分可耻的。这些事情，同时也说明了周扬的右派立场，后来反右派，斗丁、陈，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张光年当时任《文艺报》主编，侯金镜副主编；东总布胡同22号是当时中国作协机关所在地。】作协党组赞同和执行，并经陆定一、张际春的同意。而在重新起草丁、陈结论的过程中，我又是主要的负责者，我也应该负较多的责任。我就这一事件的经过和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交代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