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11-0130-10 与只有30余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相比，从1949年算起的中国当代文学已有60多年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①近十年，有关整合中国当代文学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学者提出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来整合这一学科，或调整目前名不符实的学科分期，引起了广泛争论，但从目前为数不多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②看，由于各自潜在的意识形态立场等原因，这些著作关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分期结构并没有变化”。[1]而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学科层面上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实质上都已经形成自己的学科特点，因此融合不能仅仅建立在两者简单叠加上，在进行有效整合前，有必要对相关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清理和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大学中文系基础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干之一；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亦一直独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亦坚持分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室，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分设教研室。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仅80年代后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有70多部。③ 但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近年才起步，远远赶不上硕果累累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这些年尽管也有一部分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参照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2]开始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或“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史”等著作，学界还出现了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为对象的研究成果。比如洪子诚有关“当代文学发生”的系列著述。前几年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3]也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学科发展”作了简洁精炼的介绍。另外，一些对50—70年代文学史观的重新清理以及近年重返80年代的历史性清理工作，也都成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焦点话题。 为了更有效地展开讨论，本文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与90年代，并选用人民性、文学性与历史化作为考察三个时期文学史写作的核心关键词。 一、新的人民文艺：人民性 目前学界大都认为，当代文学的命名始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1959年建国十周年，是一个重要契机。但比较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编写成果则在60年代初，如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4]华中师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5]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6]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部分纲要》(内部铅印本)等。这些著作一般用“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来描述当代文学，把当代文学描述成从“五四”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全面展开，把当代文学史描述成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与资本主义文艺斗争的历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对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分析，对文艺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的位置与作用的指导性意见，是这一时期文学工作者评价“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想象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也是描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重要依据。 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也就是所谓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亦即“人民文学”，它强调的是文学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的确立，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当年毛泽东即提出要废止“洋八股”，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延安文艺时期，毛泽东更把“人民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报告，依据的正是以上历史背景。周扬在报告中以坚决的口气认为《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了”。报告还以解放区文艺为例，阐释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新主题、人物、语言和形式，“新的人民的文艺”“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有密切的“血肉关系”。[7]《新的人民的文艺》实际上是把文学人民性的提法合法化和历史化。在50年代，强调人民性而不是人性，作为话语特征并不局限于当代文学。作家的创作有没有人民性，关于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文学遗产的继承是否坚持了人民性，在当时虽有争辩，但总体上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从这种意义上说，用人民性、新的人民的文艺来概括6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可以看作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在40—50年代之交的转折在50—6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反映。为了加深人们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认识和了解，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还推出了周扬主编的、被认为是“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结果”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选的主要是1942年《讲话》发表以来解放区“特别重视被广大群众欢迎并对他们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从1948年12月开始至1949年共出版了58种。最能够代表《讲话》精神的解放区作家作品，几乎均被囊括其中。 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人民性”作为一种事后概括，同时又是80年代以来为了把后来的当代文学史编纂模式与此前的区别开来而采取的学科意义上的命名。多年前，即有论者与李泽厚在80年代把20世纪中国历史描述为“启蒙——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④相对应，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概括为“人的文学——人民文学——人的文学”，并以此对应“五四”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认为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诞生了“人民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新传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确立了人民文学的方向。进入当代以后，始于“五四”的人的文学成了人民文学“必须克服的历史传统”。直到新时期，中国文学才重返人的文学。⑤在这种思维逻辑中，人民文学成了1949—1979年当代文学的指称。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80年代以后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视野中回溯当代文学历史的立场。所不同的是，80年代以后这种人民文学提法在一些40—50年代文学研究者那里，常常被解释或替换为“社会主义文学”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对当代文学而言，“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民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三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歧异，常常交替使用，而强调人民性则是它们的共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