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是期刊的门面，“十七年”时期雄踞“国刊”地位的《人民文学》的头条，更是重中之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米博华认为《人民日报》的头条具有特殊的意义，即“政治导向性”、“工作指导性”和“舆论引导性”①。作为机关刊物，“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头条同样把鲜明的导向性作为其首要目标，编者站在把握文学的整体走势的高度上来确定选题，组织稿件，纵观全局、突出中心、引导舆论是头条作品的基本功能。在“十七年”时期，文学期刊作为“计划期刊”，被划分成国家级、大区级、省市级、地市级等级别，不同刊物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和管辖范围，《人民文学》成为其他文学期刊争相模仿的样板。《人民文学》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文学刊物，其头条作品就成了文学的时代标杆，具有鲜明的时政色彩，及时地向文艺界传达当时的中心任务，以范本的形式提醒广大作家应该“写什么”，应当“怎么写”。《人民文学》的头条作品紧扣时代与文学的热点话题，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是对文艺政策的热切呼应与深度诠释，以显要的位置向文学界发布一种权威的声音，传播价值的最大化是其基本的功能定位。 一 文学导向 《人民文学》于1949年10月25日出版创刊号，1949年12月1日出版第一卷第二期，1966年5月12日出版第5期后停刊。其间出版了6本双月合刊(1952年3—4月、1953年7—8月、1957年5—6月、1961年1—2月和7—8月、1963年7—8月)，在“十七年”时期一共出版了193本杂志。在这些杂志中，有15本刊物采用了双头条的形式，即目录头条和内文头条分离，一篇作品占据了目录的头条位置，另一篇作品排在内文的最前列。在15本杂志的双头条中，有7本刊物把篇幅较长的长篇小说选载(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连载、刘白羽的《风雪赞歌》节选)、多幕话剧(老舍的儿童剧《宝船》、曹禺等的《胆剑篇》、蓝澄的《丰收之后》、刘厚明的《山村姐妹》)或电影文学剧本(张骏祥的《白求恩大夫》)列在目录的头条位置，在内文中排在最后，而把另一篇篇幅较短、质量上乘的作品排在内文的最前列，避免头重脚轻，也便于读者阅读。唯一例外的是1958年第1期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连载，排在内文的二条。另外7本刊物的双头条，基本上是名家与新人兼顾或两种文体并重的结果。 “十七年”《人民文学》的头条大多为独立的单篇作品，但内容相仿、主题一致的组合头条是《人民文学》经常采用的编辑策略。根据我个人的统计，在193本杂志中共有35本刊物采用了组合头条的形式，这是一个不应当被忽略的比例。组合头条以集束性稿件追踪热点，突出重点，多作者多角度多方法的组合方式形成一种多声部的合唱效果，有利于对焦点问题的复杂内涵进行深入开掘。毋庸讳言，组合头条具有组织、督导、管理作家及其创作的功能。组合头条集中体现了刊物对于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全国性文艺运动的基本立场，也是作家以群体方式拥护政策的表达方式。对于“专栏”和“特辑专号”的编辑意图，“编者的话”中有明确的说明：“目的在于表明我们想提倡什么。”②该刊先后推出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1950年第8期)、“志愿军诗辑”(1952年第5期)、“庆祝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1952年12期)、“白居易、涅克拉索夫、裴多菲纪念”(1953年第2期)、“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1953年第4期)、“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第7期)、“庆祝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1955年第1期)、“提高警惕，揭露胡风”(1955年第6期)、“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5年第7期)、“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1957年5—6期合刊)、“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1957年第11期)、“群众创作特辑”(1958年第8期)、“春光明媚(工人诗选八首)”(1960年第2期)、“《红旗歌谣》颂”小辑(1960年第3期)、“高举反帝的旗帜”诗辑(1960年第6期)、“新民歌十六首”(1960年第11期)等专辑、小辑或特辑。每年的第十期几乎都会发表庆祝建国的系列稿件，代表性的为“庆祝国徽图案实施”(1950年第10期)、“庆祝建国五周年”(1954年第10期)、“庆祝建国十周年”(1959年第10期)、“歌唱祖国”诗辑(1960年第10期)等，集中发表颂歌体的抒情散文、抒情诗歌和弘扬爱国主义的言论，歌唱祖国感念党恩歌颂毛泽东是其核心主题。“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出台以后，尤其是在1964年以后，为了集中展示群众性文艺运动的成果，《人民文学》的头条中经常集中刊发工农兵的业余创作。从1964年第1期到1966年第5期，在29期刊物中，有三期“新花集”和三期“故事会”小辑，有三期“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征文作品，各有一期推出了“金黄万里报丰收”、“工矿春讯”、“沸腾的工厂矿山”等小辑，其间还发表了“战斗的春天”、“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胜”、“在反帝斗争最前线”、“向王杰同志学习”、“钢铁战士麦贤得”等组合头条，组合头条成了刊物的常规武器，这也反映出当时文学创作的个人空间的萎缩。关于组合头条，有些细节也是耐人寻思的，譬如1955年6月8日出版的第6期杂志，其组合头条“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刊登了刘白羽等人撰写的14篇文章，其中8篇在文末注明了写作时间，最早的是“5月14日”，最晚的是“5月16日夜”。写作时间的高度集中折射出“揭露胡风”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是经过高效组织的步调一致的集体行动。 “十七年”《人民文学》有15篇头条(其中1篇为目录头条)转载自其他报刊，这种现象常常被研究者忽略。此外，1963年2期袁水拍的组诗《访越记事诗》(五首)中，《蓝天怎能划一条线》也曾在《人民日报》发表。15篇转载作品中，有5篇为转载文学新人尤其是工农兵作者的新作，3篇是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2篇《人民日报》社论，还有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周立波的《扑灭法西斯细菌》、杜鹏程的《飞跃》和沈汉民的《思想大解放，生产翻一番》。转载的头条承载了鲜明的上行下达意识，通过转载领袖文章和《人民日报》社论，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也向文学界传达最新的政策动向；另一方面，通过转载地方报刊的新作，整体性把握全国文学走势，凸现《人民文学》在文学期刊中的领导地位，加强对地方性期刊的引导与辐射作用。《人民文学》的选载实践，进一步强化了其引领潮流汇聚共识的核心地位。编者这样定位选载形式的功能：“我们认为《人民文学》有责任在版面上反映全国各地区、各兄弟民族、各个战线上的建设和斗争的面貌，也有责任把全国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集中地介绍给全国人民。”③就原发报刊而言，这些头条中有6篇转载自《人民日报》，3篇新人新作转载自《解放军文艺》(1963、1964、1965年各1篇)，这间接地反映出“十七年”文学传播的基本格局：领袖作品和《人民日报》社论是文学期刊守护政治立场的指南针；而《解放军文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里，1963年以后其地位日渐提升，相伴的则是《人民文学》的边缘化，反复的转载行为本身就折射出此消彼长的复杂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文学》对具有导向性的社论和领导人讲话的转载都是原封不动，对文学作品的转载则往往进行艺术加工，或者要求作者进行修订，在刊行时还常常配发名家的点评文字。譬如，1958年第6期选载了茹志鹃的《百合花》、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勤耕的《进山》等短篇小说，并在显著位置(二条)刊发了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高度肯定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对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1963年第7—8期在目录头条的位置转载了5篇新人新作，配发了侯金镜的《读新人新作八篇》；1965年第11期的头条作品是刘白羽的《写在两篇短篇小说前面》，对刊物转载的青年农民刘柏生的《第一次当队长》、《锄头的故事》进行点评。在某种意义上，《人民文学》具备了原创期刊和文学选刊的双重功能，早在一卷六期(1950年4月出版)就转载了两位工人作者的《我的老婆》和《于师傅这二年》，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灵泉洞》和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等作品也都进入了其选家视野。这些作品在首次发表时往往没有引起关注，而转载行为迅速提升作品的影响力，产生巨大反响。创刊于1980年10月的《小说选刊》，正是《人民文学》选载功能分化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