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系列题材的小说占了不小的比重。而陈世旭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几乎与社会转型期同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陈世旭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处境、思想、心态等开始了全方位的关注与探求。2011年初，这位孜孜不倦的“时代书记官”又推出了他知识分子系列第五部力作《登徒子》，在一系列长卷般徐徐展开的社会背景下，小说生动刻画了省级作家里一群文人的众生相，展示出一个转型的时代里，人们在权力、欲望追求中的浮躁心态和异化状态。有别于刘索拉笔下的“精神贵族”，王朔所自得的“痞子文学”，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对各色知识分子的集中体现，主体人物意识的最后苏醒，以及作者一以贯之的冷峻而毫不含糊的自省态度。而其最大的现实主义成就，就是真实地展露了知识分子应对消费社会选择各异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清醒或迷惘，迎合或抗争，逃离或觉悟，具有强烈的社会气息和令人触目反思的深刻性。 “文化是流氓”，这是陈世旭在《世纪神话》中，借主人公方肃之口说出来的话，一语道破商品社会中“文化”的处境，相隔十载，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下，此语仍让人痛思深省。“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消费社会把一切商品化，也把文化商品化。在市场规则支配下的人文环境中，文化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体系，现代人物欲的膨胀，使得文化也成为了欲望的包装品，与世俗同流合污。作为时代尖锐的洞悉者，作者更是在新作《登徒子》中毫不讳言地揭露了一大群“登徒子”似的各色文化沉沦者，置身于一个人文价值失落的社会环境，作为文化和精神价值象征的学校、作协、寺庙亦不可避免地向世俗低了头。作者意在将这种群体性的沉沦作为一种社会高危病症，以力透纸背的凝重，催人警觉，引起疗救。 一、文化与世俗同流——物欲横流中的群体沉沦 在这个浮华的物欲时代，连知识的殿堂，承载教育使命的学校也未能免俗，手执神圣教鞭的教师也堕入了欲望的泥淖，无疑构成了极大的讽刺。叙说卡夫卡凄美的爱情故事，以启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李贺高三时的班主任姚老师，是学生眼中这样一位懂得用优美的故事打动人心的好老师，她美丽又迷人，深受学生欢迎。然而又有谁能料到，她为人师表的背后，有着令人不齿的肮脏，最终酿就了一场校园惊人命案。众人眼里迂腐得发霉的大学教授王守信，“才不才，貌不貌，郎不郎，秀不秀，过半百了，还是个副教授”，在他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可看似窝囊的王守信却并不糊涂，他也深谙商品社会的交易法则，被贬低、受压抑的他，却能凭借教授的身份，以报考他的研究生作为诱饵，获得畸形肉欲的满足，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追求欲望的途径。如此道德败坏的教师形象被作者毫无顾忌地拉入了大众的视野，堪称对教育界的当头棒喝，作者以此警示知识分子的不正之风已愈演愈猖狂。 年代久远的禅宗圣地莲灯寺，本应是尘世之外的极乐净土。幻空和尚重建莲灯寺的初衷是好的，“把这样一副重担放在这样一副文弱的肩上，认定的是幻空品行的牢靠”。可是一向恪守戒律的他终也敌不过如今什么都讲经济效益的社会风气。先是被善能法师一派“讲经济”的和尚排挤出了普济寺，而后在莲灯寺重建过程中遭遇欺骗与背叛：得力助手净心和尚原来是个一本正经的骗子，利用幻空的信任夺走了一座寺庙的命脉；“乘愿而来”的庞居士虔诚向佛的面具下，心里头装的只有功利与虚荣；纯粹的友情时代已过去，即使有过生命之交，也抵不过眼前的小名小利。修行参禅的绝妙之境充斥的却是利益瓜葛、钩心斗角，接引殿奠基仪式上的虚张声势让人觉得可笑。“僧人以禁欲为戒律，却依旧不能克服心理的虚荣，即使谨慎虔诚如幻空也不能免俗。”商品经济之风吹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连佛门清净之地也不放过。人心浊化到如此程度，哪里还寻得到一片净土？和尚为佛代言，就把自己当成了佛，欣然享受着世人的顶礼膜拜，与世俗社会殊途同归。 省作协的乌烟瘴气更是令人瞠目结舌。面对物欲权贵各色诱惑，文人也收起了他们特有的，堂而皇之的清高。“事到如今，‘作家’已经是社会上谁都可以啐一口的群体。作协这种组织，包括它组织的活动已成了网络恶搞的笑料。”郑子健是作协唯一的“一根筋”，他对文字的忠诚让人觉得悲壮，他所作的努力回报于他的尴尬又让人觉得焦心。“多年写出的稿子堆了半边墙”，却“就是没有一家出版社肯出”，一个名作家精神的产物在出版社的“效益”面前成了一堆不值钱的废纸，就连乡村学校也不过摆摆样子。被抛弃的不仅是书，更是时代的文学精神，而这是连“受金钱污染较少的穷乡僻壤”的娃娃也丧失的。与其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缺失，不如说是教育体制的失败。人近黄昏的郑子健只能在进与退、为与不为之间无奈地坚守。心心念念的写作基地最终也成了一个空壳，徒有虚名的它，不过是夜夜笙歌的度假村招揽生意的招牌。郑子健在现实面前的挫败提出了一个摆在当代知识分子面前的沉重话题：究竟是要持守知识分子的孤高清节，还是充分利用资源成就现实功业？面对浮躁喧哗的现实社会，当时文学院的几个名人：逢中、二饼、幺鸡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或“拿钱买奖”，“靠奖卖钱”，要么周旋于女人之间，不务正业；要么依傍政治权力牟取私利，作威作福。文人之间的话题永远只是“性”和“名利”，书稿竞价用“性”作卖点，杂志审稿要看作者是男是女；巧借名人效应便可成为“大师”，靠“炒”书也能成为“大家”。于是有了这样的论调：“不是官，却有权；不是老板，却有钱；不是官也不是老板，应该是闲人，但他闲得充实。”这就是当今学术界普遍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嫉妒也好，恨也罢，都掩饰不了内心的虚荣与作态。作者对以上种种行为的不齿与讽刺跃然纸上，对消费社会负面现实的集中揭露和批判，与作者的理想主义形成了小说忧愤的基调。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色人物之间的串联，展开的是一张为权为利为名的关系网。文人佛僧身上散发的铜臭味，知识分子们热衷的“性消费”、“身体消费”，俨然已成社会流风，昭示着一种残酷的社会现实——形而上的精神对形而下的物欲的屈服——令作者痛心疾首，鸣响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