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乡村叙事是以“底层叙事”为主流，并且是“以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为总主题”①的。在由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因主要劳动力背离乡土所引起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停滞，在短时期内还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农村、农业和农民依然是困扰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者的一个沉重问题，文学中的乡村写作也就不会因都市文学的兴起和日渐繁荣而减弱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这类写作自身的变化当然会有，主要是乡村叙事中的乡土气息会逐渐减弱，而与城市相关的叙事元素会不断增加，因为现代化的扩张与渗透以及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早已改变了中国乡村的原初形态，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与城市有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在文学史背景上把这类创作称做“乡村叙事”，以区别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创作”和八十年代的“新乡土小说”，正可以突出乡村的社会变迁及此一变迁中人的命运赋予文学写作的新质，其间自然也包含了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在审美关系的构建中产生的各异的文化判断。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下，乡村的出路并不明朗，而乡村发展的问题却十分突出，因此，新世纪的乡村写作更多地带有现实批判性，呈现出现实主义的文学品格。有时，甚至是问题催生了创作，这种乡村写作，跟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写作”颇为类似。长篇小说《我的黎村我的苗寨》就是这样一部可以听得见乡村呼吸的写实之作，它是对现实中的乡村社会变动的近距离报道，是富有社会学意义同时也具有审美价值的乡村叙事。作者冯本雄并不是专业作家，他对乡村生活的熟稔和以文学形式反映乡村社会现实的冲动，来自他以特殊的身份亲自组织了一个少数民族乡镇的村社改造运动的经历。这一任职而不是挂职的经历，使得他对乡村社会和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更清楚的了解，特别是当乡村工作与自我的人生实现密切相关后，他就不自觉地成了连接乡村和社会体制之间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哪一头的震颤都给他以最尖锐的疼痛。由这一现实社会角色转换成的小说写作主体所营造的文学世界，就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我的黎村我的苗寨》以海南五指山地区的黎族苗族自治县吴山县为背景，以该县南红镇由黎村和苗寨两个自然村组成的什拱村为中心，讲述党和政府组织农民建设文明生态村和发展产业化现代农业生产的故事，真切地展现了海南农村被现代化拉动的艰难进程和喜人前景。这部小说似乎还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乡村叙事，因为故事最核心的人物是南红镇镇委书记江山红，小说的贯穿性情节是江山红在乡村治理上取得一项项政绩，然而他的仕进之途却屡屡受挫，南红镇和什拱村发生的一个个事件和一次次危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顽强推进，更多的是成为一个国家干部政治抱负施展、行政能力发挥和人格情怀体现的客观对象，叙事重心显然在一个官场奋斗者的命运而不是乡村社会中来与去。但是，正由于是一个外来者与乡村建立起了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关系，乡村的命运因素才得到了最清晰的显现，什拱村和南红镇乃至吴山县，在当代乡村社会的全景透视中才具有重要的个案价值。叙事者与小说核心人物的同一性，构成了观察当下社会现实的特殊视角，也是文学写实的独特优势，乡村社会与政治行为的内在关系及其文化意义在叙事主体和叙事对象的重合性经验表达中更为真切。这种不完全的乡村叙事，是小说的特色，但它展现的乡村现实，正具有普遍性，它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对公权力有很强的依赖性。在城乡二元格局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落后于城市建设发展的乡村，其现状的改变并不完全出自乡村生活主体的意愿，而是执政者主动有计划地对乡村进行现代性改造，其主要形式是改变乡村面貌、发展乡村经济、建设基层的乡村社会组织。这些改造、生产与建设活动，受益者、参与者和行为主体，毫无疑问应该是作为乡村主人的农民，但是实际上所有活动的开展，都由党政机构出面组织。其主要的责任主体是乡镇党委及政府机构。乡镇党政机构，是代表国家体制的县委县政府与体制外的农村社会之间的实体性中介。国家发展农村的大政在县委县政府这里变成具体决策(作为有财政来源的县级政府，同时掌控一定的发展资源②)，而建设发展的具体措施由类似于派出机构的乡镇机构来组织落实，乡镇机构又依靠基层的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按体制意愿直接组织村民从事各种经济、文化与政治活动。吴山县、南红镇、什拱村所有关于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活动，都没有逾越这样的政治规则与运作机制。它表明，貌似松散的乡村，其实仍然高度组织化，中国社会每一方面的转型波及到农村，都是在严密的组织下进行的，它是执政党的执政为民理念通过体制化力量自上而下的垂直式传导。这正是《我的黎村我的苗寨》这部带有纪实性的文学作品，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透露出来的政治社会学信息。 然而，文学毕竟是人学。《我的黎村我的苗寨》的作者无意于表现、甚至不一定意识到农村的现代化改造得益于也受制于一种隐形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他需要表达和讲述的是一个亲历乡镇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履行职责、社会交往和个人追求过程中体验、感受的心灵历程和精神成长，以及他所阅及或发生过关联的不同社会角色的命运轨迹。他的小说写作，首先是自我情感宣泄的需要，当然也不排除他对作为人的命运的约制力量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某种体制弊端的批判性思考。正是在这方面，这部长篇处女作获得了它的文学合法性，且以叙写各色人等的性格表现、难以逆料的命运遭际、可歌可泣的人生奉献与爱，体现了作者出手不凡的创作才能。小说刻画的体制内外的人物有几十个之多。体制内的主要有县乡两级官员，如县委书记、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组织部部长、常务副部长、宣传部部长、教育局局长、计生局局长、公安局副局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镇党委书记、副书记、镇长、副镇长、镇党办主任、镇派出所所长、镇林业站站长等，此外还有退休的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报记者和教育界工作者，包括在任的农业科技学校校长、村小学校长和来自内地的大学退休教授等。体制外的主要是农民和商界人士。黎村苗寨的主人，从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村民小组长到普通农民，有名有姓的男女也有十几人。商界人物则有几个公司的老总及老总的秘书。这些人物，围绕南红镇什拱村的建设发展而先后出场，或为主角，或为配角，共同演出了一场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建设与官场生活戏剧。在生活的舞台上，他们各自的精神品格被置于聚光灯下，显现为富有道德内涵的行为动作，最后一一获得相应的命运归宿。在这里，社会体制的规范对人生实现确乎具有限制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只是一种考验性因素，用以衡判人生真正的成败。无论在城在乡，这一内在的矛盾都是一致的，它构成小说真正的叙事动力，作品因之在体制力量之上建构起了道德力量，而保证了文学写作的精神性。最为难得的是，这种精神性在官员身份的中心人物江山红身上始终十分饱满。这位乡村建设的组织者，以全副身心投入南红镇以什拱村为中心的村社改造工作，政绩不菲但仕途多舛，然而在每一次遭遇意外的挫折之后，他都能凭借有道德标高的为官准则，毫不苟且地再一次投入公共事务，与政绩所依的黎苗乡村建立起了越来越深厚的感情，尽管升迁之路受阻，但道德人格却不断升华。小说世界里的性格、行为和遭遇各异的人物，大多作用于或被作用于江山红，他们的行事无不在江山红的精神世界里接受过道德鉴定。其实，鉴定者不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江山红，而是置于社会转型文化语境里的“拟想作者”③。总之，从小说的叙事构成来看，依托事件讲述即情节推进的人物形象塑造，是《我的黎村我的苗寨》的创作目的与成就所在，而当前乡村建设运动所隐含的政治语码，只是社会学文学批评的发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