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贾平凹多姿多彩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于1985年的小说《天狗》(《长城》第2期)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作品。然而，当我们今天以“倒放电影”的方式去回溯贾平凹漫长的创作历程，再去讨论《天狗》的位置的时候，却会发现，这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需要被重新解读的承上启下的“转折”意味在里面——1983年、1984年连续发表的“改革三部曲”(《小月前本》①、《鸡窝洼人家》②和《腊月·正月》③)，被认为实现了“非现实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④，使贾平凹在当时广受好评，成为其“在现实主义的路上迅速地走向深入和成熟”的重要标志⑤。然而，随着《天狗》这一批“1985年小说”的发表，批评家们敏锐地发现，那个为世人所熟识的“商州”因为叠加进了浓郁的“悲剧意识”和强悍的“性意识”描写⑥，而笼罩上了“独特的色彩和情调”⑦，使得贾平凹原本饱受赞赏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出现了某种令人困惑的变化。如果接驳上其后《五魁》、《美穴地》等这一路退居到民国背景而更加扑朔迷离的“商州”叙事，或者可以更为肯定地说，《天狗》这一批“1985年小说”，成为了从现实主义的“商州”向神秘主义的“商州”的一种过渡，也开启了贾平凹创作一种耐人寻味的转型。 在通常的以1985年“叙事革命”为中心的新时期主流文学史阐释框架中，像《天狗》这一批作品所指向的贾平凹创作的变化，似乎很难被收纳进去，也很难得到合适的阐释。尽管贾平凹曾经含蓄地承认其与1985年“叙事革命”之间的关联：“我读拉丁美洲的文学，就特别合心境，而又悟出许多东西”⑧，“关于视角……严格地说，我是1985年以后，这方面才慢慢自觉起来的”⑨，然而，与文学主流相错位的感觉大概也时时困扰着他：“当别人写‘伤痕’类的作品，我写了《满月儿》，当别人写改革类的时疾，我写了《商州初录》，似乎老赶不上潮流”，“我的写作似乎老同一些潮流不大合拍，老错位着呢，不是比别人慢半拍，就是比别人早半拍”⑩。这些看似矛盾的说法，相当分明地透露出作为当代文学写作者的贾平凹，既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以1985年“叙事革命”为中心的新时期文学主流的资源，又有着不能与文学主流同步的困惑、遗憾以及更多的骄傲在里面。 在这样的情形下，当我们试图重新来阐释《天狗》这一批作品及其所负载的变化的时候，或许讨论的空间就需要被进一步放大：不仅仅要在贾平凹创作历程中来分析这些作品的“转折”意义到底何在，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探讨这些作品“转折”意味对于当时的文学主流而言，到底又指向了什么：是一次不成功的加盟主流文学的举动，抑或是对主流文学观念的一种潜在挑战，还是暗示了某种至今尚未被命名的新的文学面向？ 某种意义上，对《天狗》的重读就是建立在上述问题意识之下。 手艺/技术的嵌入与乡村能人的重塑 作为叙事的开端，既不“富饶”又不“美丽”的丹江口边的“堡子”，成为了《天狗》讲述1980年代中期陕西乡村故事的背景。在这一富有意味的“风景”设置中，可以看到贾平凹对于旅游手册意义上的“乡村”知识的一种有意识的挑战，即“富饶美丽”作为通常意义上的乡村描述方式，其实是与现实中“贫瘠”的乡村形态有着巨大的反差的。而故意要强调这样的反差，显然，正与前面所说的贾平凹在“视角”上的觉醒有关——如果引入“改革三部曲”作为一种参照的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叙事者更多是作为一个审视者而非亲历者出现在小说中的。这种外在的叙事视角，明显带入了一种具有俯瞰性的“现代”眼光，使得乡村的落后、窘迫历历可辨；但有意思的是，对于旅游手册意义上的“乡村”知识的略带反讽性的批评，又使得这种“现代”眼光还不能简单地落在“城市”克服“乡村”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中来加以理解。由此，贾平凹对于“堡子”的叙事姿态就显得很暧昧，既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却也不是恪守经典现代性原则的，而是因为似乎游离于两者之间而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性的。 可以说，这一姿态奠定了《天狗》的基本叙事基调，在随后开展的“堡子”故事中，这一基调被进一步地扩展开来。尽管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改革三部曲”的人物格局和故事脉络，但《天狗》对其的续写还是饶有意味的：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能人，井把式李正首先审时度势，凭借自己出众的打井手艺，首先在“堡子”这个临江却缺水的地方站住了脚跟。很显然，李正应该被归入门门(《小月前本》)、禾禾(《鸡窝洼人家》)等新时期乡村能人的谱系中来加以理解——他们目光敏锐，行动果敢，最为关键的是，拥有可以发家致富的独门手艺，从而可以使自己从只会在土地上刨食的广大贫苦农民群体中脱颖而出。在这里，“打井”这一手艺在社会转型期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清理。作为前工业时期的技术，“打井”手艺显然是与农耕时代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社会息息相关的，然而这一似乎带着历史倒退气息的技术，却在1980年代前期成为了改造“堡子”吃水困难的最为重要的手段，这其中，不难看出叙事者对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隐含的批判，即社会主义并没有解决“堡子”中人类似于饮水这样的基本生存问题，需要借用小农时期的“打井”手艺才能解决问题。因此，“打井”这一似乎越过了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时期而横空嵌入新时期的传统技术的复活过程，显然蕴含着以基本人性的要求而有着对社会主义时期责难的意味在里面。就这一点而言，《天狗》可以说相当忠实地延续了“改革三部曲”的遗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