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5-0005-21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20多年，年青一代对张爱玲的迷恋，要远远超过我们此前对鲁迅的迷恋，张爱玲也成了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对象。但对张爱玲的评价，大陆主流学术界一直保持谨慎的沉默。相反的情形是，在海外华裔学者和港台学者那里，“张爱玲研究”已经成了“张学”，与大陆文学研究显学的“鲁学”相呼应。 对张爱玲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上海，傅雷、周瘦鹃、柳存仁、苏青、胡兰成等人，是最早的研究者，但有系统见解的文章并不多，迅雨(翻译家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算是代表。①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几代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和推介，最后在台港学术界和创作界，掀起了研究和模仿张爱玲的热潮。这一热潮很快波及到了大陆。围绕在“张学”周围的，是各种规格的跨国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热，以及大众传媒相关的介绍和大批读者的追捧。目前“张学”研究中心依然在海外或者港台。不过在资料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大陆并不落伍，做了大量有效的基础工作，如张爱玲“全集”②和多卷本“阅读张爱玲书系”③的出版，还有多种张爱玲传记问世。④基础资料大致完备，但“张爱玲研究”多停留在“都会传奇”、“苍凉风格”、“民国才女”、“格局不大”、“不如鲁迅”这一类感觉层面，否定者和肯定者的水准，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温儒敏指出，读者不能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的复杂部分，大学精英也不例外，“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惘惘的威胁’”。[1]366大陆“张爱玲研究”，首先必须面对两个难题：一是海外或港台学者已有的高水准研究成果，二是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的局限。本文拟以这两个问题为基本起点，将张爱玲的创作，包括叙事、文体、主题等，纳入文学观念史的视野，试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寻找另一个逻辑起点，以便为“无法安放”的张爱玲挤出一点空间；同时，还想顺便发掘那些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主流话语压抑的、却在人们心中潜藏着的隐秘心思。 二、张爱玲研究的问题史 夏志清1957年在台湾的《文学杂志》发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两篇评论，超越了傅雷关于张爱玲的评论。这两篇文章收入196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第15章的主干。夏志清第一次在文学史中专章讨论张爱玲的生平和创作，并使张爱玲超过鲁迅成为个人章节占据篇幅最大的作家。夏志清的研究，涉及张爱玲20世纪50年代之前所有重要作品，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到《秧歌》和《赤地之恋》。他不但将张爱玲提到与鲁迅比肩的位置，还认为张爱玲与英美文学界一些著名女作家相比也不逊色，有些地方甚至还要高一筹。此外，他将微观细读的眼力(对20世纪新批评的方法的运用)与宏观判断的眼界(中外文学素养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相结合的方法，已经为张爱玲研究界所熟知。 夏志清的研究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代表性的批评声音，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国文学专家亚罗斯拉夫·普实克(1960-1980)。普实克1962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严厉批评夏志清，认为他的这部著作的特点是“教条式的偏狭和无视人的尊严的态度”。夏志清则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一文作为回应。⑤我觉得，普实克给夏志清扣上的“教条式的偏狭”的帽子，戴在他自己头上更合适。我不是说夏志清的研究方法是惟一的，他那种以“审美批判”替代“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值得商榷。但夏志清的研究撕碎了此前的“文学史”貌似严谨科学的结构，打破了普实克所附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鲁郭茅巴老曹”的格局，唤起了人们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它至少让我们重新开始面对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面对曾经被删除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面对被肯定的作家那些被忽视的作品。夏志清的取舍原则：被删除的就增加，关注太多的就减少，与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一起，共同保持了“文学地形图”的完整性。一部“小说史”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很可贵了。 刘再复对夏志清的批评比较客观。他肯定夏志清对张爱玲艺术风格的基本评价，同时提醒要从“鲁迅神话”的制造中吸取教训，避免再造“神话”。不过，张爱玲神话即使存在，也与鲁迅神话不同，这是民间与官方两种“造神运动”此消彼长的结果。此外，刘再复对夏志清的一些具体论述也有质疑。比如，他不同意夏志清用“忠实而深厚的历史家”和“强调优秀与丑恶对比”的道德感，来概括张爱玲早期中短篇小说的精神内涵。刘再复发现，张爱玲早期创作的价值，恰恰在于对历史和道德的超越。刘再复借用王国维的观点，认为在中国文学的两大类型，即《桃花扇》型(政治、国民、历史)和《红楼梦》型(哲学、宇宙、文学)之中，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传统，超越了“政治、国民和历史”，而显示出“哲学、宇宙、文学”的特点，还有“超越空间之界(上海、香港)和超越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2]36-38但刘再复最终也被逼入了“排座次”的思维中，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进行取舍。刘再复认为早期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的成功，在于其“超越性”，后来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张爱玲没有将“超越性”贯彻到底。假如我们同样用“超越性”的标准来要求鲁迅，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具备，反倒显示出其“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特征，如何得出鲁迅是“把天才贯彻到底”的作家，张爱玲是“夭折的天才”的结论呢？[2]40此外，我以为张爱玲的作品并不缺乏“历史感”，她只不过是将这一问题转化了，在词语和意象、语法和修辞层面，而不是在一般的叙事层面，将这一问题转化为现代美学问题。对这一转化过程的评价，仅仅凭艺术感觉是不够的，需要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分析。在这一点上，李欧梵的研究开创了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