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073-09 作为鲁迅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颇有意味地选择了“历史事件”作为题材，进行“演义”：在《呐喊》和《彷徨》中，鲁迅给我们展现的都是近现代中国的形形色色——不论人物，还是事件，都取材于身边现实生活的“一手资料”；而《故事新编》则不同，虽然考据者们纷纷指出各种细节的现实来处，但无法否认的是，它已从前期的现实题材的描摹变为“历史”事件的“重写”。既然是重写，必然伴随着作者的选择与建构，而在这些行为的背后，体现的是重写者对其重写对象的心理态度、情感倾向。 那么，理解《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是我们解读《故事新编》的一项基础工作，是研究《故事新编》的一把重要钥匙。同时，《故事新编》备受关注和颇受争议的、时而宏大壮丽、慷慨激昂，时而又古今杂糅、油滑不恭的书写笔调，呈现出的也正是《故事新编》历史文化态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鲁迅对历史的态度入手，把《故事新编》放入鲁迅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之中阐释，《故事新编》研究中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一、鲁迅对历史的钟情与对历史话语的不满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据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①从远古到晚近，一整套体例严整的钦定官史和各路旁逸斜出的野史笔记，都显示着这个古老民族历史学的发达和对历史浓厚的探究兴趣。“今夕的对立和互补，是贯串中国文化始终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②在中国的传统文人心中，历史从来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国之利器。 近代以来，朴学日兴，而浙东犹盛，“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③从小就在这样文化氛围下长大的鲁迅，对历史可谓情有独钟，我们留心鲁迅的阅读史，会见到，他从六岁起便熟读《鉴略》，并且直到去世前后，所购置的《四部丛书》正续编、《二十五史》还不断送到，④而在其学术上，走访古迹、整理古籍、校对古碑，可见其在历史考证上所用的功夫。 在创作上，他的“历史情结”亦是到处闪现：不用说在他的杂文中无数次的引史为证、古今对比，也不用说让动物学专业出身的魏连殳当起了历史教员(《孤独者》)；不用说安排高尔础去女校教历史，写一篇《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而得大名；也不用说《阿Q正传》的得名，就是来自对传记体历史书的戏仿；单就其成名作《狂人日记》而言，那“吃人”二字，也还是狂人半夜横竖睡不着，从“历史”的字缝里看出来的！ 他曾直言“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但同时，他对中国的官方史书却常含非议——“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⑤不难看出，鲁迅对历史的复杂态度：一方面，给予历史本身以极高的期待；另一方面，对正统的历史书写(话语)又包含着强烈的怀疑。 历史作为在过去的时空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本身是可以作为独立的客体被观察研究，而对一历史事件的解读也可以(而且应当)存在着多元的价值判断。然而，这只是纯粹学理上的推论，在现实世界中往往不可能实现。对历史的体认一般建立在对“凭证”和“叙述”的考察之上，⑥通过“凭证”来认识历史，虽然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却因为过于专业和极其个人化，而难以推广。绝大多数的人们认识历史，是通过听他人的讲述和阅读历史书籍来完成，这都是建立在他人的历史叙述之上。 历史书的编撰，实质上是一种历史话语的建构，而历史话语就其自身属性而言，是一种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权力话语”，它担负着政权的合法性论证和建立族群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功能。对一套历史话语的承认和修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权力”的确认和维护，正如福柯所说“历史，就是权力的话语，义务的话语，通过它，权力使人服从；它还是光辉的话语，通过它，权力蛊惑人，使人恐惧和固化”，⑦因而“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钳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⑧ 在传统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主要依靠宗法礼俗维持运转的国家，人们凭借过去的经验来行事——而不是如西方社会凭借现世的法律契约，“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越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⑨“从来如此”、约定俗成的事，由此具有了先验的合理性、正当性，“先王之道和前朝之事已经是确认意义的一种标帜和依据”，⑩因此掌握主流历史话语，运用其言说方式则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钦定的历史话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剪裁、评价，已将其价值标准弥散在了整个历史体系的方方面面，正所谓“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11)原本属于主观层面的历史阐释逐步成为客观的历史“知识”，并以“常识”的面目，沉淀在人们的思想中。因此一个时期内，受到权力承认的“历史”只有唯一的一个，不符合口径的历史言语，或被查禁，或被定义为野史，以其不可确定性，被排除在“正统”的知识系谱之外。在长期的、单一的历史话语的灌输下，人们的思维无法跳出既定的逻辑，便自觉不自觉的维护着“从来如此”的社会秩序，将其视作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