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20世纪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提升，除承继晚清学人大力倡导之风气的余绪，新文学倡导者的重视与推崇，使之进入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成为学术研究对象，更对这一提升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并因此建立起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小说史学。小说史学一跃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显学，吸引了大批杰出学人投入其中，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来解读。一方面，作为俗文学文类的小说的价值提升，是新文学倡导者实现其文化主张的需要。五四一代学人激扬民间文化的生命活力，作为颠覆正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力图借此建立新的文化与文学秩序。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民间性至为突出，成为实现上述文化主张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随着小说等俗文学文类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又反过来影响并规约了中国人对“文学”的理解与想象的图景，改变了既有的“文学常识”。可见，发生时期的中国小说史学，其认识价值不仅在于对小说史学科的奠基作用，还在于中国学人第一次将小说纳入学术研究视野，并采用西来之文学史(小说史)的研究体式，预示并最终实现了一种新的学术认同与文化选择。小说成为学术，其影响也不限于学科内部，还包括对“文学”概念的重新建构，对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思路与阅读趣味的倡导和发扬。 在众多涉足小说研究的新文学倡导者中，鲁迅的贡献与成就极为突出。《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开创了中国人独立撰写小说史的先河，以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精辟的理论概括，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写作的基本格局。鲁迅之后撰写小说史者，代不乏人，在资料占有上较之中国小说史学的发生期有很大提高，研究方法也不断更新，力图实现超越。唯小说史体例和叙述框架仍多因袭《史略》，鲜有突破。对作家作品的论断更是奉《史略》为圭臬。之所以如此，除基于鲁迅杰出的艺术感受力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外，也与鲁迅对小说史这一研究体式进行了成功的理论设计密切相关。作为现代中国学人对小说史写作的最初尝试(尽管是最初尝试，却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座不易超越的高峰)，《史略》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小说史学的发生阶段具有典范意义。与晚清至五四时期许多文学史著作一样，《史略》最初也是作为大学讲义。尽管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曾辑录《古小说钩沉》，但当时未必有研究小说的想法；即便有此想法，也未必采用小说史这一书写方式。鲁迅撰小说史，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学授课的需要。①不过，考虑到鲁迅在离开大学讲坛后仍反复对《史略》做出修改，足可见其将《史略》作为专著经营的用心。这使该书成为一部介乎教材与专著之间的文学史，具备双重的学术职能。②讨论《史略》的文学史类型及其学术职能，有助于进一步考察鲁迅对“小说史”的理论设计及其背后的学术价值取向。 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研究体式，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区别，分别代表不同的研究思路以及相应的著述体式。18世纪，文学史的写作开始由罗列作家和作品名称的百科全书式的大纲向历史描述转移。这次转移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独立的文学研究体式的理论个性，并担负起民族意识的教化任务。③教育功能开始成为文学史的文化职能之一。可见，文学史在其诞生地西方，教育功能只是其诸多文化职能之一，而且还是一种后来追加的职能。而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文学史这一研究体式，以之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实有赖于晚清以降对西方学制的引进，对近代日本及欧美文学教育思路的移植。④这使文学史的理论个性在传入中国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偏转，教育功能进一步突出，教材成为其主要的书写形态。因此，由中国人所撰写的文学史一经出现，即先天地具备教材性质，承担教学职能，并逐渐形成一种弥漫于学界的“教科书心态”。⑤以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例。林著是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中国文学课程的授课报告书。尽管著者自陈以日本人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为蓝本，但又将笹川著作中予以专门论述的戏曲、小说等一并弃置，而大体上以文体递变为中心，兼及文字和文法，使西来之文学史与中国传统的“文章流别”这两种研究思路相错杂，讲述历史与应用写作的功能相并置。之所以产生这样复杂的形态，除体现出新旧交替之际，传统文学观念的巨大惯性在林氏身上的投影外，也是他严格遵从1903年颁布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对中国文学课程的基本定位的结果。⑥林著虽冠以“文学史”这一名目，本质上却更接近于“国文讲义”。⑦照章办事的教科书心态，使其基本上不敢放手发挥，作为个人独立的著述来经营。这令该书无论在学术思路还是书写形式上均与后世的文学史大相径庭。不过，像林著这样亦步亦趋地遵循教学章程的文学史毕竟还是少数。在与林氏同时代的研究者中，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到“教科书”与“专家书”的区分。只是在经营自家著述时极少采用文学史这一书写形式。⑧可见，即使依据欧美学制设置了文学史课程，若非完成教学章程所规定的任务，绝大多数研究者是不愿意采用文学史体式的。这一方面与对文学史的思路和体式不尽熟悉，暂时采取谨慎回避的态度有关；另一方面，“教科书”与“专家书”的严格区分，亦包含对两种著述类型之高下的价值评判。毕竟，普及知识的“教科书”无法像立一家之言的“专家书”那样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前者对具体学术运作的严格规定，也可能限制研究者学术专长的充分发挥。何况，京师大学堂的管理者和教员，多为清廷官员和旧式读书人。尽管依据欧美学制为“文学”设科，但对“文学”概念的设定却往往“别具幽怀”。⑨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为适应新学制的要求，不得已对西方文学观念和著述体式采取俯就的态度，其内心仍保持着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尤其是经学与文章的高度自信。这也使他们无法以平静的心态接纳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