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语言问题，我算是谈得比较多的一个①，但远没有谈透。倘若鲁迅研究还有值得深入探索的空间，语言问题应是其中荦荦大者。这里仅就近年思考所得，再作四点补充。 首先，从语言细节入手把握鲁迅，本来就是鲁迅研究一个需要加以认真清理和总结的学术传统。 鲁迅的读者和“鲁研界”一开始就注意到鲁迅的语言魅力，并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下进行不同方式的研究。 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一卷五期傅斯年的《随感录》提出“内涵的文章”(impressive)和“外发的文章”(expressive)这对概念，我在90年代写的那篇《“胡适之体”与“鲁迅风”》中介绍过，认为傅斯年这对概念“至今仍不失为理解胡鲁文体风格的一个参考”。所谓“外发的文章”，主要指中国传统的八股与策论，其方法是“代圣人立言”，从一个现成的题目推演开去，貌似清楚利落，实际并无独立思想，自然也就谈不上语言的独创。后来周作人在30年代对八股、策论研之颇详，他和傅斯年一样也认为这种文章格式乃是中国文学的正统，亟须批判，却又轻易撼动不得，惟其如此，才需要冷静下来好好研究，以促使国人临笔为文时有所自觉。傅斯年没有清楚地指出在新文学运动中谁的文章以“外发”为主，我认为新文学发动之后，继续写“外发的文章”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当首推胡适。胡适“外发的文章”在思想内容上与八股、策论不同，写作手法却一脉相承。关于“内涵的文章”，傅斯年说“《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够做内涵的文章的”，在他看来鲁迅和唐俟(鲁迅当时一个笔名)是新文学以来唯一会写“内涵的文章”的作者，这话貌似绝对，却点出了鲁迅在文章修辞上的特殊性。这些问题我在《“胡适之体”与“鲁迅风”》中多有论述，现在也并无什么新见。 1925年，胡适给顾颉刚编辑的《吴歌甲集》写序，次年作《海上花列传》考证，都热情肯定“方言文学”，并附带谈到《阿Q正传》如果用绍兴方言来写，一定更精彩。胡适从五四时期语言争论所包含的一个侧面——方言土语——的角度提出了对鲁迅小说语言的批评，未必符合鲁迅自己的语言策略，却可以引起我们对鲁迅心目中的“方言文学”的兴趣，据此可以继续研究鲁迅在自己的著作中如何处理方言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思考一个触目的问题：鲁迅在《阿Q正传》中究竟让阿Q及其周围人说什么话？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语言策略？最近，一定程度上响应着广州、上海两地“方言保护”的呼声，文学界和语言学界也重新提起“方言文学”的问题，有人引用胡适、刘半农、张爱玲等关于“方言文学”的鼓吹而赞同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继续现代作家的这一未竟之业，却很少关注鲁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思考与实践。其实在现代文学中，不同意“方言文学”的大有人在，鲁迅、郁达夫、茅盾、钱锺书、吴组缃等作家对此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也有理论的阐发。如果说“方言文学”是中国文学语言的一套“现代方案”，那么这套“现代方案”从一开始就有分歧，需要仔细加以辨析，方可知道现代作家完整的想法，而对当代文学的方言问题获得比较理性的认识②。 1935年4月，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有一大段对周氏兄弟“文体”的评论，引用率一直颇高，其中谈到“鲁迅作文的秘诀”，主要引用鲁迅自己在《两地书》中对许广平说过的话，就是竭力抓住论敌要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郁达夫将这方法概括为“寸铁杀人，一刀见血”，“辛辣干脆，全近讽刺”。这主要是对鲁迅论辩方式的描述，兼及语言风格。郁达夫在风格学层面描绘鲁迅文章给他的印象，初看似乎和语言文字无关，但风格学范畴往往正是语言文字细节最终抵达的境界，一定的风格学描绘有助于我们反过来研究作家字句层面的经营，尤其“全近讽刺”一语，我觉得最能启示我们理解鲁迅语言与整个中国文学之语言背景的疏离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魅力，这个下文还会谈到。 1935年9月，李长之在《鲁迅之杂感文》一文中说：“谁都知道鲁迅的杂感文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他的文字，有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倘若说出来，就是他的笔常是扩张又收缩的，仿佛放风筝，线松开了，却又猛然一提，仿佛开水流，却又预先在下流来一个闸，一张一弛，使人的精神有一种愉快。读者的思想，先是随着驰骋，却终于兜回原地，也即是鲁迅所指定之所。这是鲁迅的文章之引人的地方，也是他占了胜利的地方。”鲁迅用什么方法取得这种效果？李长之认为，秘诀就是鲁迅对“转折字”的妙用：“他用什么扩张人的精神呢？就是那些：‘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如果’、‘却’、‘究竟’、‘竟’、‘不过’、‘譬如’、‘而且’……他惯于用这些转折字。这些转折字用一个，就引入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几个弯子，这便是风筝的松线，这便是流水的放闸。可是在一度扩张之后，他收缩了，那时他所用的，就是：‘总之’……。”此外，鲁迅还会用一种“紧缩用的补充。他这种补充，所凭藉的是他的精神贯注，思想的迅捷，文章不论跑多远，风筝放开去吧，线总可以索回来”③。李长之是有意识地提倡从语言文字角度研究中国文学、同时也有意识地反省五四白话文理论之偏失的敏锐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关于鲁迅杂文“转折字”的说法很有启发性，尽管未能深入展开。 鲁迅逝世那年，周作人迅速发表的《关于鲁迅之二》也论及鲁迅语言，特别提到鲁迅因为感染章太炎的“文章复古”思想，并因亲炙章太炎而获得的“小学”训练，使鲁迅产生了“一种文字上的洁癖”。周作人还具体分析鲁迅在文章上如何消除最初受到的严复的影响，转而倾向于章太炎，但后来又认识到“复古的无谓”，终于走向白话文创作的过程④。这都为鲁迅语言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有迹可循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