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2)05-0005-07 一、另一种诗意资源 在我们已有的新诗史视野中，汉语诗歌从自我创造走向政治身份之间的道路上，有一重关系常常被忽视：即当代汉语诗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汲取。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和民族主义崇高性表达的需求，以及主流抒情表达模式的惯性和需要，诗歌自身得继续寻找陌生化的经验和文化资源，以缓解政治意识形态和革命美学可能导致的诗意的枯燥。在民族国家的重建和复原的过程中，这种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找到了。 从地域上看，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大多处于非中原地区，尤其是在西北、东北、西南等挨近边疆的地区。从1949年开始，新中国成立掀起的激情渐渐进入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掀起了各种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发。伴随着这个过程，主流诗歌中的国家乌托邦想象和乐观情绪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发生了复杂多样的融合。多民族国家的形象，也随之在诗歌中渐渐被描绘出来。我们很容易发现，1949年之后，不少重要汉语诗人，都曾不同程度地借助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地方文化元素来写作：一方面，文化和地域的差异性隐喻，给汉语诗歌带来了新的美学活力；另一方面，这些诗歌也满足了表达各种属于祖国的“异域”和“远方”的需要。也就是说，它们既满足了诗歌自身的需要，也满足了先于诗歌的意义的需要。当代新诗的这种重写国家形象的双重需求，在整个汉语诗歌史上都是少见的。 历史地看，从《诗经》开始，汉语诗歌里就有以中国内地与周边民族战争为题材的诗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主流文化对“他者”的想象方式。比如，其中对于猃狁、夷狄、楚、郑、卫的大量描绘。①屈原的部分作品，可以说也是对当时边地的想象和描绘。从汉魏到晚清，产生了大量的边塞诗，描绘了帝国丰富的边地，“边塞”在汉语古诗中留下空前绝后的诗歌“形象”。因为，从清末到1949年，中国的版图经历了许多动荡和变化，“边塞”地区犹然。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帝国(天下或乾坤，古典中华帝国的代表性诗人杜甫诗歌里就最爱用“乾坤”二字)想象体系的崩溃，中国的“中心感”丧失了，曾经的中华帝国体系内的民族关系格局也发生较大变化。汉语古诗中描绘“远方”的词汇和诗意结构已经失效，因此，重新发明的“远方”诗意的努力，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有趣地展示在1949年以后的诗歌写作中。 “祖国”劫后新生，激发了各种新的国家抒情神话和与此相关的运动。与“远方”抒情直接相关的，是建国后发起的许多社会主义建设工程②、1950年代的反右运动和1960年代开始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它们让新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抵达祖国的“远方”。 诗人李季1954年在《旗》一诗里写道：“在这座连飞鸟也不来临的高山上，/是谁把一面耀眼的红旗插在这里？……荒凉而又富饶的柴达木呵，/是这面红旗把母亲祖国的关怀带给你”[1]，这强烈地象征着“祖国”重新来占有“蛮荒之地”，它们的关系也再次被比喻为母子关系。这个时期先后被“母亲”派遣或流放边地的诗人有闻捷、阮章竞、田间、李季、昌耀，公刘、白桦、高平、顾工等，在他们笔下，“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诗歌抒情开始蔓延到“远方”，并在少数诗人笔下发生裂变。 当然，歌唱“远方”的有直接的话语资源。首先，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国作家尝试对民间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在此过程中，发明了另一套“民间语言”。这套语言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纳和改造上，也起到重要作用。1950年代开始，民族学和人类学学者依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本土化的民族学知识系统，进一步对少数民族的各方面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诗歌整理和翻译，这些以“民间语言”翻译出来的“少数民族诗歌”，有相当的局限性。许多翻译让诗歌的艺术魅力简化为若干民族文化符号，削弱了“多元一体”(费孝通语)中的“多元”在文学领域的真正活力。或者说，被政治化了的民间语体翻译出来的“多元”作品，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抒情诗或新生国家形象的另一种隐喻，有效地生产出一套关于祖国“远方”的诗歌常识。在各种主流媒介和艺术形式的推助下，它们渐渐定型为一套关于少数民族的抒情话语方式。可以说，当代汉语主流文化常识中描绘少数民族群体的形象所依据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源于1950年代开始的汉语边地抒情诗。同时，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在这整个当代中国的文化史上，主流抒情文化的更新，也时常戏剧性地依赖它所择取的地方性知识、少数民族文化和抒情资源。这种互动在当代政治文化生产中的不断进行，生产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大家庭的“想象共同体”。 二、对“祖国”的纯洁隐喻 “十七年”时期“远方”的少数民族形象是怎么被汉语诗人表达的？这个问题在当代诗歌研究中尚没有得到有力回答。维柯曾说：“每逢人们对远方的未知的事物不能形成观念时，他们就根据近的习见的事物去对它们进行判断。”[2]建国初期的汉语诗人对于祖国的“远方”尚没有可依赖的观念——新中国的“一切”都等待他们“发明”。汉语诗人的“习见”是什么？在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及其作品中，我们或能找到答案。闻捷是社会主义中国诗人里，最早抒写新疆生活的诗人。他的《苹果树下》一诗，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为传诵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