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5-0026-09 在现代诗歌的语言问题上，“五四”以来，从胡适、郭沫若到艾青等一大批现实主义诗人，都一直努力寻求诗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的汇通一致性，在诗歌创作中强调言文一致的平民化的诗歌语言，把白话化、口语化、日常生活化作为现代诗歌语言的最高境界来追求。到了1920、1930年代的新月、象征等现代派诗人，又改变了这种情形，他们明确地把现代诗歌语言当作艺术性语言、象征性语言、感受性语言，把诗歌语言和科学语言区分开来，甚至与日常生活语言区分开来，对于五四白话化、口语化和日常生活性的新诗语言做了再一次的革新，有力地变革了胡适、郭沫若以来的新诗语言直白化的诗风。 在新诗语言的这种革新进程中，“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语言探索具有标志性意义。首先，在理论上，该派诗人、诗论家袁可嘉等大都有非常明确的不同于初期白话新诗人的诗语言意识：“从前弄批评的人喜欢把诗的语言与散文的语言对立，说前者宜于抒情，后者长于说理。这个区分的不甚可恃，只要我们想及‘散文诗’或‘诗体散文’的存在便可了然。本世纪的趋势则在将诗的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对立。勃克称前者为‘诗的现实主义’，后者为‘科学的现实主义’。据他的分析，诗的语言是象征体，它的意义不止是它在辞书中的意义，而多半取决于全体的结构和当时上下文的次序。它是包含人的动机的而非客观的存在的。科学的语言则是纯而又纯的符号，是以量代质的简化物(如以光波长度来代替颜色)，只能表示事物间相互关系，而与事物的本质无缘。……因为诗的语言是象征的语言，它的意义随时接受其他诸因素(如意象、节奏、语气、态度等等)的修正和补充，所以整个诗创作的过程可以称为一个象征的行为。”[1]34其次，在实践上，该派诗人追随现代派，创造了一套能够表现现代人复杂幽微情绪、意蕴与感受的现代诗歌语言体系①，并极大地丰富与提升了现代诗歌的艺术品格与美学品味。而且，袁可嘉等“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美与诗歌语言追求，还具有相当明确的逻辑和美学的基础：由于诗歌创作中“沉思”品格的凸显，他们诗歌的沉思(议论)性语言大量增加了；由于“新的感性”的寻求和直觉的把握，他们诗歌语言里的矛盾修辞格、象征、隐喻、通感、反讽等感性的、修辞性的语言大量增加；也由于对于诗的表现媒介——语言文字的重视，把捉文字意识的强烈，对于诗歌中新奇的文字组合、现代诗句构和诗行的自觉把握(像“而我们成长，在死的子宫里”等)，他们诗的语言便极具张力美。 诗歌语言面貌的变化带来的是诗风的变化。伴随着穆旦等“西南联大诗人群”诗人对于现代诗语言的这些革新与审美追求，他们诗语言的“辞藻”丰富了，意象繁复了，许多现代诗诗句欧化化了，尤其是他们诗歌中隐喻、矛盾修辞格和反讽的大量出现，就促使他们诗歌的晦涩朦胧、“戏剧化”与“现代化”的诗风逐渐形成。该派诗歌的这种语言实践、诗美实现机制与诗美追求，对于现代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对于当下诗歌的美学创造也将有重要的启迪。 一、“沉思”品格与议论性的诗语言 “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现代诗歌语言的探索与实验，与他们心仪的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派诗人相一致，与中国古典诗人的诗歌语言探索实践也相互贯通。他们诗语言探索与实践的层面多，方法也多样。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诗歌语言表达方式(叙述、说明、描写、抒情和议论)、语言修辞(隐喻、矛盾修辞格、通感、反讽等)、文字活用、变更词性、中西融合的现代诗句构和诗行建构等方面。通过这些革新，该派诗人追随现代派，创造了一套能够表现现代人复杂情绪、意蕴与感受的现代诗歌语言体系。 首先先看第一个方面。众所周知，现代诗人对于诗的本体的思索，标志性的事件不是郭沫若等浪漫派的“情感说”的提出与论述，而是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情”“思”之辩。从“诗不徒是情感，而是经验”(里尔克明确化的一种诗学观念。梁宗岱较早在一些倡导象征主义的诗论中做了阐释)之辩到卞之琳的相对论哲理再到冯至“沉思的诗”的品格的凸显，甚至一直到1950、1960年台湾诗人的“诗想”“诗情”之辩，许多诗美本体讨论大多围绕这个事件而来。这种“情”、“思”之辩引发的诗美变化，不仅在诗的抒情与沉思品格上体现出来，也在诗歌语言的变化上表现出来。因为“思”强调“理趣”而具有“理趣”的诗语言，往往以喻理、辩理的说明和议论性的逻辑性的文字为主。 诗歌中说明的、议论性的、逻辑性的文字和语言方式的出现，是现代诗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语言现象。《英国诗歌史》的作者王佐良在论述艾略特时指出：“在他熟悉的范围内，他却取得了诗艺上的又一次飞跃，而这部分地正是由于他成功地提炼了一种适合于表现沉思的诗歌语言。”[2]437在王佐良看来，艾略特的创新，或者说他“取得了诗艺上的又一次飞跃”的标志，就是诗歌中“沉思的诗歌语言”的增加。在艾略特诗中，叙述、描写语言愈来愈少，质疑、反问、论述性的语言愈来愈多，辩论、分析性的语言甚至成了现代诗的经典语言方式：“它们会显得不真实/人类不能承受太多的真实”，“现在时间与过去时间/也许都存在于将来时间/而将来时间包含在过去时间/如果所有时间永在/所有时间也就不可赎回/可能发生过的是一种抽象/永远都有不可能/但只在玄想的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与已经发生的，/都指向一个终点，即是现在”(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一奏·1》)。“努力学着用词，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也是又一次的失败，/因为刚学会凌驾于词之上，/就无需再说想说的事，或者想说/也不愿用老的方式。因此，每一次尝试/都是一种新的开始，一种向说不出东西的进攻，/而所用的工具是拙劣的，不能退化的，/处在一大堆不明确的感觉/和一群不听话的情绪之间”(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一奏·1》)。[3]437后者在辨析词语与表达之间的关系，这些诗句几乎都在议论，在辨析着，在分析着，在思考着。这形成了现代诗重要的诗歌语言特点，也是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诗歌的重要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