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9-0133-07 一、“作诗如说话”与“以文为诗”：初期白话诗派对唐宋诗词之诗美的偏取 清末民初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派是同光体诗人群和南社诗人群，前者主张以宋诗为宗；后者则宗唐或宗宋，诗学渊源复杂。虽然柳亚子极力倡导宗唐诗风，以与宋诗派相抗衡，然而南社诗人非但没有因此齐心向唐，反而引发了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导致内部诗歌观念分化，影响了南社之团结与创作成就，导致了南社分化。①胡适的好友胡先骕、梅光迪虽为南社社员，其诗学倾向却崇尚宋诗派。胡先骕于1917年3月11日写信给柳亚子，恭维同光体，引发柳亚子攻击江西诗派。②胡适对宋诗派和南社均颇有微词，对南社的批评更为激烈。他于1916年10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的文章，同时批评了南社和宋诗派，却认为南社创作不如宋诗派，③引起柳亚子不满：“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竞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鏊弧者耶？又彼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又诗文本同源异流，白话文便于说理论事，殆不可少：第亦宜简洁，毋伤支离。若白话诗，则断断不能通。”[1]对于柳亚子的反批评，胡适未公开反驳，只是在1917年6月27日的日记有所记载，认为“理想宜新”是正确的，但“形式宜旧”则错。[2] 胡适之所以批评宋诗派，主要是因为某些诗人一味追踪黄庭坚那种掉书袋的恶习，而对于宋诗派中真正能够做到“作诗如说话”的一路诗风，是非常赞赏的。其名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样评道： 这个时代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诗如说话，北宋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如云“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南宋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作诗如说话”的趋势，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范、陆、杨、尤都从江西诗派的曾几出来)，却去模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近代学宋诗的人，也都犯这个毛病。陈三立是近代宋诗的代表作者，但他的《散原精舍诗》里实在很少可以独立的诗。近代的作家之中，郑孝胥虽然也不脱模仿性，但他的魅力大些，故还不全是模仿。他曾有诗赠陈三立，中有“安能抹青红，搔头而弄姿？”之句。其实他自己有时还近这种境界，陈三立却做不到这个地步。[3] 可见，胡适并非接受宋诗派所有的诗歌，而是倾向于那些真正能够做到“作诗如说话”的作品，对于那些生硬模仿或者用典、做拗句的诗歌是持激烈批判态度的。这不仅表现在胡适对宋代诗人或诗歌的评价上，而且表现在其对于所有诗歌的论述中。在胡适的诗文、书信、日记中，所涉及的唐宋时代约数十位诗人的100余首诗作，如引用白居易、李义山、杜少陵、黄山谷诗与梅勤庄讨论“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引易安、蒋捷词证明无韵诗之成立；引用李煜、苏东坡、黄庭坚、向镐、吕本中、陆游、辛稼轩、柳永之词作为“活文学之样本”；引山谷、稼轩词谈新诗的“言近而旨远”；引陆游、晁补之词谈新诗之音节；引杜甫、白居易、韩愈和温庭筠的词谈新诗的具体作法等。胡适所论涉及到了唐宋诗词之文本结构与审美形态：一种是致力于语词涵义的明晰性、准确性，句子篇章有逻辑性与思辨性；另一种是有意模糊语词的内涵和外延，造句自由而随意，没有固定的规则，全篇句间关系以并列为主，非逻辑非因果。二者之中，胡适更倾向于前者。 胡适认定唐宋诗词中的活文学就是那些致力于语词涵义的明晰性、准确性，句子篇章有逻辑性与思辨性，真正能够做到“作诗如说话”的作品。胡适对唐人诗之所以最欣赏杜甫、韩愈、白居易，是因为“在古大家集中，自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老杜《北征》何等功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其‘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姒’二语皆比拟，非用典也)。其《嗜好》、《羌村》诸诗亦然。韩退之诗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长恨歌》更长矣，仅用‘倾国’、‘小玉’、‘双成’三典而已。”[4]其《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指出：“惟愚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之文学种子已伏于唐人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大盛，诗词亦多有用白话者(放翁之七律七绝多白话体，宋词用白话者更不可胜计)。”[5]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主张“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6]在与朱经农讨论新文学问题时更明确地表明：“即以中国文言诗而论，除了‘近体’之外，何尝有什么规则？即以‘近体’诗而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的律诗又何尝处处依着规则去做？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笼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