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和道教研究，一直是明治末期以来“中国学”的代表性研究科目。从1973年到1980年代末，日本的道教研究达到鼎盛，取得世界瞩目的成果，被称为日本道教研究的第四期，道教学也在1970年代中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这一时期的研究者较为关注道教经典、思想和制度化道教的发展历史，相比之下，道教文学较少得到主流研究的关注①。 进入1990年代(平成时代)以来，第五期的日本道教研究出现了道教科仪、近世新道教运动、道教与亚洲文化、道教与中日文化交流等研究热点，这其中，道教文学研究②以原有的道教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为基础，多作综合贯通的考察，成果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提升。由日本道教学会的会刊《东方宗教》每年发布的《年度道教关系著书论文目录》所见，1996年可称为道教文学研究的“井喷”年，是年列入“道教与文学”类的论文达到43篇，此后，每年有关道教文学的学术论文一直保持在40篇上下③。近20年来，《东方学》、《东方学报》、《日本中国学会报》等重要中国学研究期刊，常常可以见到以道教文学为题材的专题研究，此类研究成果开始突破圈内对话的旧格局，说明“文学与宗教”研究方向日渐受到日本学人的注目。 1990年代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道教文学领域，日本学界开始讨论如何为其划定研究边界、树立方法论等问题。在道教研究界，2000年，日本道教学会组织各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从通俗文学、仙传文学、诗歌、演剧音乐、书法等领域，通观道教对于各类文体的影响与表现，以明确研究目标，划定问题边界④。在中国文学研究界，2003年召开的第55届日本中国学会以“道教与中国文学”为题召开专题研讨会，主题发言的学者多为古代文学出身，他们近年的研究多转向寻求文学的道教诠释空间⑤。 道教文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较少得到国内学界的系统介绍。本文将评述平成元年(1989年)以来该领域的新近研究，管窥日本中国学的学术转向。 一、从道经释读出发的文学研究 京都大学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重镇，1970年代以来，又因福永光司、吉川忠夫等学者的崛起而成为道教研究中心。1986年至1996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织了一个“六朝道教共同研究班”，纵跨十年，近三十名研究者每月两次聚集，逐字释读陶弘景编纂的《真诰》，以这部上清经典为原点，由此出发，讨论六朝道经对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冲击与影响⑥。 京都学者对以《真诰》为首的道教上清经系之精细研究，成为近20年道教文学研究领域讨论六朝唐代及至明代的近千年之间文人创作和知识史的研究起点。最为显见的是吉川忠夫主编的3本专书——《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六朝道教的研究》和《唐代的宗教》⑦，其中代表性的论文如兴膳宏的《初唐的诗人与宗教：以卢照邻为例》等，从宗教思想史出发、落实到具体文本中进行讨论，为日本的道教文学研究开拓了研究范式⑧。 虽然以往学界已经判明游仙诗以及李白、李商隐诗歌与道教的密切关系，然而对于具体文学作品里的道家道教因素分析，仍不免处于“相对暧昧”状态。1990年代，随着《真诰》背后的意义世界逐步被阐明，日本学者在道教文学领域的研究结论一下变得清晰明了，往往直接指出某一诗语出自某一类道经，又或者某一诗句描述的就是上清神仙世界、炼丹过程，又或者小说的某一灵感来自道教的存思方法，又或者某一作品反映了降神与写经之宗教体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收入上述三书的釜谷武志《游仙诗的成立与展开》、《贯休的诗与宗教》以及《真诰的诗与色彩语》⑨，深泽一幸的《步虚词考》和《李商隐与〈真诰〉》⑩，赤松祐子的《〈真诰〉中的押韵字所见语言特性》(11)，秋冈英行的《施肩吾初探》(12)，这些论文以细致入微的研究，澄明了道教经典、宗教经验和宗教实践如何为文学提供“想像力的资源”。 二、作为交叉学科的道教文学研究 尽管“文人的道教经典阅读如何影响其创作”并不是一个新论题，由于上清经系的《真诰》、灵宝经系的经典如《本际经》、存神内视系统的《大洞真经》等道教经典研究的日渐深入，学者有可能运用这些道经的释读成果，去分析那些自幼习得道经的士大夫文人，如何在诗文中表达他们的宗教知识、宗教经验以及世界观。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东洋史学中的唐宋史研究一直保持高水准产出，文学研究者常常可以利用历史研究成果，更具体地考察文人与道士的交游、道观隐居等等与宗教体验相关的社会活动。 日本的道教学、文学、历史学三方面齐头并进的状态，决定了从事道教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善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以补足自己学术训练的不足。金秀雄《中国神仙诗的研究》是一本道教文学题材通论，按时代述介各朝代的神仙诗与神仙观念变迁，第三部《诗仙的诞生》梳理了李白诗作的山岳主题、神鸟(鸟王)主题(13)。土屋昌明为此书所写书评，对于书中仅用一句括号内的“唐代极度兴盛的上清派修行法对于李白的影响，目前尚未清晰”即撇清李白与具体道派的关系，略有评议(14)。他指出，这种以主题分析为手段的传统研究，始终未能解决李白的道教信仰之“内在性情”如何与追求外在名利的“人间性”共处不悖的问题。土屋氏略有不满的是，近年日本关于唐诗的道教文学研究存在着停留于表面事项分析的研究倾向，尤其是对于六朝以来上清经系的道经如《真诰》的阅读不足，导致研究者对于唐代诗人知识背景的认知浅薄。比如李白诗中常见的“流霞”、“金阙”等意象，常见于六朝上清经的存思法中；李白曾获得“上清法箓”，道教的授箓系统要求弟子在获得道箓以前必须修习与箓阶相配的道教经典，因此李白对于上清经典的熟悉程度与自如运用，还需要研究者更深入地到道经中去寻找答案。研究李白的文学创作，不能忽视道教作为知识背景与思想资源的那种无所不在却又隐而未明之存在(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