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概况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论文数量不算多。从一般的学术研究的构架来看，原因是明显的：不但要研究佛教，还要研究文学，更何况还是从属于外国学术的中国学，研究者们要跨越数个研究领域，需要具有穿越各个领域壁垒的高超能力。 在日本脉脉传承的学术体系中，既有各宗派的佛学，承继宋学谱系的汉学，还有近世的日本国学系统、史学系统，它们之间互相分隔且根深枝茂。这制约了近代佛教文学史这门跨领域学科的研究。具体道来，佛教界方面的情况是：寺户制度支撑了安定的教团体制，基于安定的教团体制，佛教宗派们各自发展自己的佛教学体系，使之精细化。学术界方面的情况是：德川幕府时代引进了宋学，盛行废佛论，例如史学重镇的水户史学就有强硬的废佛论立场，到了江户时代中期国学新兴，批判一直以来的儒家、佛家的学术倾向等等，从而形成了各学问间对立的态势。这就是今天所说的跨领域研究的重重障碍的由来。在当时那样的情形下，富永仲基(Tominaga Nakamoto、1715-1746)却学贯儒家、佛教和日本神道，而且不计立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历史发展和佛教思想史，写下了《出定后语》。富永仲基出自大阪的怀德堂，怀德堂是当时不从属于任何学派，受大阪工商平民界支持的为了平民学习的地方。这确实是十分罕见的例子。 进入近代后，在代代相承的佛学、汉学、日本国学的积淀上，日本导入了西洋新式学问，同时也更新了学术研究构架，终于缓慢地开始了跨领域的学术研究。从近代到20世纪中期，只要看一下在佛教文学研究方面有代表性成就的学者的情况，就可以发现那时的佛教学、印度学、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学几乎无不脱胎于中世的佛学、汉学、日本国学的体系，再加上新兴的民俗学、敦煌学领域，跨领域研究逐渐活跃起来。举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为例，如：织田得能(Oda Tokuno、1860-1911年)、狩野直喜(Kano Naoki、1868-1947年)、小野玄妙(Ono Genmyo、1883-1939年)、青木正儿(Aoki Masaru、1887-1964年)、那波利贞(Naba Toshisada、1890-1970年)、加持哲定(Kaji Tetsujo、1890-1972年)、干潟龙祥(Higata Ryusho、1892-1991年)、仓石武四郎(Kuraishi Takeshiro、1897-1975年)、道端良秀(Michihata Ryoshu、1903年)、入矢义高(Iriya Yoshitaka、1910-1998年)、岩本裕(Iwamoto Yutaka、1910-1988年)、川口久雄(Kawaguchi Hisao、1910-1993年)、大谷光照(Otani Kosho、1911-2002年)、泽田瑞穗(Sawada Mizuho、1912-2002年)等等。这些早期的学者们都有深厚的中世学问的背景。 二、日本佛教文学研究及其分类 就这样，近代以来佛教文学这个研究领域开始成长了。学者们先是把佛教和文学艺术相结合，来研究佛教用语的解释；其次是研究为了表现佛教教理而特意创作的文辞类作品；再则以研究宗教表演为主，为了布教需要而表演佛教经典，特别是说唱譬喻谭、因缘谭等唱导类的表演。 为了表现佛教教理而有意识创作的文辞类作品有：在日本汉文文献《广弘明集》里收有诗赋类《统归篇》、颂赞类《佛德篇》、愿文、尺牍类的《启福篇》、忏悔文类的《忏悔篇》、慈悲论类的《慈济篇》等作品，这些作品或是宗教人士的，或是深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人士的作品。古城贞吉在1887年发表了《支那文学史》，论述了佛教对中国诗文的影响，这是早期的日本佛教文学研究的论文。而研究日本语文献中的佛教用语的论文，如果涵盖注释书和辞典编撰在内的话，织田得能1901年的《国文学十二种佛语解释》和1916年的《佛教大辞典》是早期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他的日本第一本近代佛教辞典《佛教大辞典》和《国文学十二种佛语解释》，不仅对汉译佛教经典、佛教文献的研究有意义，而且还收入了《竹取物语》、《枕草子》、《荣华物语》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佛教语的解释，对文学研究也很有价值。而主要着眼于佛教对日本国文学影响的早期的研究成果有，丰田八十代1932年的《国文学に现れたる佛教思想の研究》①、坂口玄章1935年的《日本佛教文学序说》②、福井久藏1939年的《国文学と佛教》③等等。 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法会演出及其台本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说话、歌辞、留有佛教经典的物语，进而再探讨其与中国文学史的关系、对日本的佛教礼仪和日本文学的影响。这方面的早期研究者有柳田国男、南方熊楠等，他们从《今昔物语集》着手，坂井衡平1923年的《今昔物语集の新研究》④是早期研究成果之一。之后，佛教学方面有小野玄妙，1925年发表了很有影响力的大著《佛教文学概论》⑤，在第一篇《一切经全体を文学と见て》一文里，小野先生提出可把汉译经典视为文学作品，第二篇是《佛教文学小史》，在第三篇《汉译经典文学概观》一文里，他把这类文学作品分成本生经文学、譬喻经文学、因缘经文学、纪传文学、立藏文学、阿含经文学、世纪经文学、方广经文学、论藏文学、秘密仪轨文学；第四篇的《支那の文学と佛教》，是早期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成果。第五篇则谈到了《佛教と我が国文学》。 那时还出现了折口先生的唱导艺能研究，在后文中将作详细论述。受其启发，1931年筑土铃宽写出了《佛教文学研究——特に法仪の文学について》⑥，明确地阐述了佛教礼仪和文学的关系。佛教学方面的主流论点认为经典本体就是文学作品，深浦正文《佛教文学物语》⑦、山辺习学《佛教文学》⑧的研究也未越出这个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