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在《Z Media Institute》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主流媒体何以成为主流》(What Makes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的文章，提出了“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这一概念。很快地，这个概念传到中国，因应着中国新闻实践的需要，掀起了国内大陆媒体“主流化”的热潮。一时间，“主流媒体”成为很多有实力的传媒机构的努力目标，甚至成为一个颇为流行的竞争标签；在学界，则有一批学者不断致力于探讨主流媒体的特征和标准问题，并围绕主流媒体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受众问题不断展开争论。 然而，经过了十多年的讨论，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对主流媒体的研究在概念界定、思想渊源、评判标准、分析方法等层面依然都有着较大差异，争论并没有止息，学术热情也没有消退。在这种争论和热情的背后，反映的是媒介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双重需求。从媒介实践方面来看，“依托国家体系的媒体需要适应社会和传播之变，保持和提升自身影响力，探求新路径；在改革进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媒体，基于自身发展的预期，需要获得产业价值、社会价值上的新认同；在新兴媒体技术催生下的传播生态下，新媒体组织又迫切需要回归社会责任的新担当；在新技术形态催生‘自媒体’、‘私媒体’的条件下，客观上呼唤对社会信任和主流价值的新塑造”①；从社会治理的方面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舆论格局出现巨大张力，这时急需主流媒体承担起“社会弥合”的功能。主流媒体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遗憾的是，在我国有关主流媒体的研究中，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比较系统地介绍、分析西方有关主流媒体研究理论的文章。仅有的，也只是对乔姆斯基那篇文章的断章取义的使用。这种研究方面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学术界对主流媒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实，西方传播学界对有关主流媒体的探讨有多种理论视角，从不同的方面来分析研究主流媒体的产生、存在、社会作用和相关的问题。本文试图对西方有关主流媒体研究的多元理论视角做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希望有助于国内有关“主流媒体”研究的推进。 一、新闻专业主义视角下的主流媒体研究 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商业报纸发展初期，针对当时商业报纸黄色新闻泛滥、格调低下，而党派报纸残留政治偏见等问题，在“理想的报纸”的争论中，所逐渐形成的一套专业精神、专业理想、专业规范、专业技能等，其核心是坚持新闻的客观性和传媒的独立性，坚持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理念。在此视角下，“主流媒体”的含义主要是指坚守“以事实为基础”的报道传统，坚守新闻专业职业操守的商业化严肃媒体，跟“tabloid media”相对应。 美国新闻史上关于“理想的报纸”的争论发生于20世纪初，其历史背景是人们对政党报纸(partisan press)的唾弃和对当时商业报纸(commercial press)煽情新闻的批评与反思。那时的批评家们开始思考“理想报纸”(the ideal newspaper)的问题。默里(W.H.H.Murry)、亚当(Edward Adam)、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霍尔特(Hamilton Holt)等人提出了捐赠基金报纸(endowed newspaper)的概念、设想甚至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据Denise E.DeLorme的研究，批评家们主要提出了university-subsidized newspapers(大学捐赠的报纸)和philanthropist-subsidized newspapers(慈善家捐赠的报纸)两种类型，但由于对公众偏好的错判(misperceptions about public preferences)、高估了媒介权力(overestimation of press power)、低估了创办媒介的成本(underestimation of newspaper startup costs)、对写作才华的假设(assumptions about writing talent)、潜在的利益冲突(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等原因，这一“捐赠基金报纸的乌托邦设想”(the utopian scheme of endowed newspapers)最终未能付诸实施。② 虽然捐赠基金报纸未能最终实施，但这一呼吁本身揭示了理想报纸的目标，那就是好的报纸应该是有道德的、公正的、真实的、有权威的、负责的、高尚的、独立的。 由于捐赠基金报纸的路走不通，政府管理和法律制裁也与美国的民主理念相抵触，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妥协和折中”出现了。谢静指出，“相对而言，专业主义是一种更安全、更可靠的实现媒介义务的途径。专业主义鼓励崇高理想和个人对规范的自愿义务，这样将提升全国新闻业的水准，而且，它可以挽回新闻业在黄色新闻时期跌落的声望，并且重新获得党派报纸时期曾经拥有的塑造舆论的力量。”③ 在推进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中，有两种力量，一是来自媒介自身的自我约束力量，一种是来自学者的论证和思考。其中李普曼(Lippman)第一次从方法论的层面提出了“客观性”原则。所谓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求记者用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的方法来报道社会事物。李普曼认为，当时的新闻业之所以不能和医学、工程学和法学一样成为一个专业，就是因为它没有精确的检验标准，没有权威的指导。必须把新闻业提到专业的程度，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舆论的理想基础。另外，科学的方法不仅能使新闻业专业化，而且能使它更加自由，更富有英雄气息④。于是，李普曼提出要将新闻业从一个行业(a haphazard trade)转变为一个专业(a disciplined profession)。他指出：“……新闻业只有到客观新闻学成功地构建之后才能成为一个专业，而这要求献身于此(新闻业)的人们只服务于事实。”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