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术已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专业教育扩张迅猛，而办学条件难如人意；学科领域不断拓展，而知识增长比较有限；学术队伍日益壮大，而名家大师尚不多见；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而学术泡沫普遍存在；学科地位不断提升，而学术贡献难副其实。因此，如何开创新闻传播学术的崭新局面，已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笔者不揣谫陋，根据个人的治学体会与学术观察，结合有关学科的理论认识，谈谈新闻传播学术的创新问题。 一、研究套路与知识生产 探讨新闻传播学术的创新，首先要反思现有的学术研究。如何反思?自然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切入角度与分析路径。从科学哲学角度看，库恩的范式理论堪为最好的理论指引。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新闻传播研究除了“少数杰出的研究”①和确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相当数量的研究很难说遵循了什么研究范式，往往是即兴式的个人感悟，或者是对某种新闻传播政策的理解阐释，或者是从业者实务工作的心得体会与工作总结。面对这样的学术现实，比较可取的分析路径是探讨其“研究套路”。所谓“研究套路”，主要是指现有新闻传播学术的研究路径、价值取向与知识生产方式等构成的学术习惯。 以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的实际情形而论，研究套路大致可概括为七种：一是政策阐释式研究，主要是阐述党和国家以及领导人关于如何开展新闻传播工作的方针政策或讲话精神，用来指导当前的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研究，主要是实务工作者对业界自身的阶段性工作、主题性工作或整体性工作进行总结，借以交流经验，切磋业务；三是体系建构式研究，主要是理论工作者试图建构新闻学、传播学等各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总结新闻传播的规律；四是历史描述式研究，主要是新闻传播史研究者通过历史的描述与分析来呈现新闻传播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五是问题探讨式研究，主要是以发现和解决新闻传播理论、业务与历史以及学科自身的学理性问题为中心的一种研究，力求提供新见解、新知识、新思想；六是对策建议式研究，是“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提供实用性的对策研究报告②；七是媒介批评式研究，“对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乃至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分析评判与价值判断”③，主要体现为批评媒介的评论性文章。 1968年，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把社会科学知识分为三种类型，即经验分析科学、历史-阐释科学和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在哈贝马斯看来，“经验分析科学的进路包含了一种技术的认知旨趣，历史—阐释科学的进路包含了一种实践的认知旨趣，而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的进路则包含了一种解放的认知旨趣”④。在哈贝马斯“知识三型”说的基础上，黄卓越认为科学研究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对象性研究、理论性研究和策略性研究。如果研究是为了准确揭示既有、既存的对象事实及其秩序，就是“对象性研究”，这主要体现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理论性研究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不是以历史事实或历史真性为旨趣，只是提供“推理的技术”，研究者以不同的构造形式建立不同的论说模式。至于策略性研究，不是为了单纯寻求事实及其规律，而是将自己的工作指向一种主体性“重建”的意图。典型的策略性研究强调付诸实践，贯穿着一种“前瞻”与“设计”的思维，是走出历史的“既有”、“既定”之后的一种再度选择，是力图带动历史进一步前趋的可行性规划。⑤ 如果以对象性研究、理论性研究、策略性研究三种类型来审视现有的新闻传播学术，那么上述七种研究套路皆可纳入这三种研究类型之中。不用说，历史描述式研究属于对象性研究，体系建构式研究、问题探讨式研究属于理论性研究，政策阐释式研究、经验总结式研究、对策建议式研究属于策略性研究，媒介批评式研究则介于理论性研究与策略性研究之间而可能有所偏向。 换个角度，按博耶(Ernest L.Boyer)的学术观，也可确认上述七种研究套路的合法性。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博耶在研究报告《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和讲演《学术评价》中指出，“应当超越‘教学与科研’这一令人厌倦的老式争论，赋予‘学术’这一熟知和崇高的提法以更广阔的、内涵更丰富的解释，以确立学术工作各个方面的合理性”。⑥博耶提出了四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术形式，即：“发现的学术”，创造或发现新知识；“综合的学术”，促成学科内和学科间建立新的联系；“应用的学术”，运用学科专业知识解决重要的个体、组织和社会问题；“教学的学术”，传播知识和改进教学实践。⑦依照博耶所界定的广义学术概念，问题探讨式研究无疑是“发现的学术”，而政策阐释式研究、经验总结式研究、对策建议式研究，则是“应用的学术”，体系建构式研究、历史描述式研究可能是“发现的学术”，也可能是“综合的学术”，媒介批评式研究可能是“发现的学术”，也可能是“应用的学术”。显然，不同研究套路的新闻传播学术具有不同的意义与价值，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都有深入展开的必要。 历史描述式研究可以发现新闻传播历史事实，呈现新闻传播发展进程全貌，为进一步解释新闻传播史奠定基础，为后人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智慧提供认识对象，在整个新闻传播学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 政策阐释式研究、经验总结式研究、对策建议式研究这些策略性研究，是关于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决策、对策和政策研究，对于新闻传播业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深受业界欢迎。陈力丹说得好：“新闻学与多数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新闻传播行业。行业的发展不断地提出各种新问题，需要学界从理论上予以阐释，并为新的行动决策提供理论依据。”⑧不过，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对知识增长的贡献相当有限，甚至没有多少价值。所谓策略，无论宏观层面的社会管理策略，还是微观层面的传媒运作策略，都是达成某种现实目标的行动方案、方式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权衡取舍之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常变常新，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更难以理论化。因此，在西方国家，这种实用性的行政研究主要是咨询公司为顾客所作的报告，在严格的意义上“不被列入学术的范畴”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