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学杂费增长的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3)03－0016－06

      面对学费快速增长的趋势，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我国政府连续出台文件要求学费维持在2000年的标准。200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出台，再次明确规定今后五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虽然有政府明确的文件规定，但学费标准并没有因此停止上涨的步伐。自2001年后，随着政府稳定学费政策的出台，学杂费的增速明显下降，而且开始低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学杂费增长的趋势依然保持着，而且普遍高于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见图1)。

      

      图1 1999－2008年地方普通高校学杂费增长趋势

      2008年地方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学杂费达到6112元，是1998年的3倍，即使相比于2001年，也增长了51.6％。学费快速增长，引发了人们对学费标准制定和学费增长机制的探讨。但由于数据获得的困难，在对影响学费因素的分析中，从实证角度进行的研究不多，而从规范的角度来考虑学费制定时应当考虑哪些因素的分析则相对较多。张人杰(2003)在综述学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时，发现学者们定性分析时考虑的影响因素多达16个，而其中居民承受能力、高等教育成本和高等教育收益这三个因素是被广泛认同的影响学费标准的因素。袁连生(2001)对我国居民高等教育支付能力的分析发现，我国居民高等教育支付能力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支付能力低，二是支付能力差距大，这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标准的提高。李文利、魏新(2000)分析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对学费的影响，发现学费影响高等教育需求，学费水平的增加会抑制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过度需求。苏良军、孙便霞(2006)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学费受周边院校学费价格的影响。戴罗仙、伍海泉等人(2004)从理论上探讨教育成本和学费互动关系。陈爱娟、万威武(2002)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教育成本、政府资助和学费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的研究对本文的研究富有借鉴意义，但这些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定性研究为主，即便是实证研究也多是统计描述性的研究；二是这些研究或者是从需求角度入手来分析大学学费，或是从供给角度分析入手探讨政府资助、教育成本和学费的关系，而没有将其纳入供求分析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三是没有考虑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联立性等问题，得出的回归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正如鲍尔森(Paulsen,2001)指出的那样，大学学费是由供求双方力量共同决定的，学费和大学规模是同时决定也是相互影响的，因此，需要建立联立方程来同时对影响需求和影响供给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大学学费增长的供求分析框架

      (一)大学学费增长的需求分析

      高等教育既具有消费品的特点，又具有投资品的特征，高等教育学费同样受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对大学学费的需求分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价格理论分析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James Rusk and Larry Leslier(1978)在公立大学学费决定模式的开创性研究中，从需求入手，将学费看作是学生愿意并且有能力为一定质量的教育服务支付的费用，重点探讨个人收入、偏好以及预期对学费的影响。[1]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学费的学者重点关注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学费的关系，他们认为高等教育是一种正常品，因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会相应的增加，学费也会随之上涨。他们还特别关注高等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总的来看高等教育需求满足一般的需求定理，学费价格上升需求减少，学费价格下降需求增多。但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的研究则存在诸多争论。[2]贝克尔最早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分析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贝克尔指出人们通过投资教育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还能获得非货币性的收益。[3]可以把用于教育的支出看作是一种投资，人们在做出是否接受教育或接受哪类教育的选择时。需要将预期收益和支出的现值作比较，只有在预期收益高于支出的现值时，人们才会做出投资的决定。贝克尔指出：“唯一决定人力资本投资量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这种投资的有利性或收益率”。[4]由于教育收益率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教育收益和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因此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分析高等教育学费的学者关注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失业和政府对学生的资助等对高等教育学费的影响。他们认为高等教育预期收益越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大，高等教育的学费也会随之增加，而高等教育预期收益与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5]、人力资本产权的保护[6]、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7]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失业同样会影响高等教育收益，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失业将从三个方面来影响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首先如果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很高，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少，则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就越低。其次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越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将越高。最后失业增加了不确定性，而接受高等教育能提高人们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8]在教育收益一定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高低将主要取决于私人教育成本的高低。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解，个体只要教育投资的收益超过教育投资的成本，即使是借贷个人也会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但现实中由于人力资本投资自身的风险性、无抵押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特点的存在，使得针对人力资本的借贷市场并不完善，这样既会导致私人投资不能达到社会最优的投资水平而造成效率损失，同时又会导致教育机会的分配受制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而产生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因此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如助学贷款、奖助学金等来资助贫困学生就显得不可避免了。政府的资助将会降低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成本，从而也会促进个人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