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期，大学是知识传播的中心；随着研究职能的确立，近代大学又成为知识生产的场所；现代大学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又主动承担起服务社会的责任，大学被社会誉为应用知识的服务站。从本质上说，大学是知识机构，其状态反映了知识的社会特征。纽曼(John Henry Newman)指出：“大学教育有非常实际、真实、充分的目的，不过，这一目的不能与知识本身相分离。知识本身就是目的。这就是人类心智的本性。”[1]与纽曼不同，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更强调人的探究旨趣：“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2]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又对发生在大学里的“知识”作了具体描述：“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在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3]尽管上述学者思考的角度不同，却都在阐发“知识问题”是大学的核心观念。显然，有关大学教育中知识的价值分析、内容选择、组织结构等，都是大学课程的实践要素。大学课程研究中的知识问题既是大学的基础问题，也是大学的哲学问题，更是大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探索当代大学课程变革必须基于对当代知识特征的分析。 一、当代大学内外的知识特征 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并快速走向普及教育，为社会输送了大量具有高深知识的人才，但同时也消解着大学自身的知识垄断地位，知识的传播、生产与应用从大学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推动了当代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到知识活动中，大学机构及其所属教学科研人员与国家机构、生产企业紧密联姻，知识与知识人具有了“资本”的属性。而当代知识存在方式的信息化与网络化，则模糊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极大地推进了知识的民主化进程。基于这一背景，知识生产模式2、学术资本主义、知识民主化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当代知识的基本特征。 1.“知识生产模式2”的出现。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研究发现，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之外，正在浮现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知识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被创造出来，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影响十分广泛，不仅影响生产什么知识，还影响知识如何生产、知识探索所置身的情境、知识组织的方式、知识的奖励体制、知识的质量监控机制等等。他把这种与传统知识生产不同的模式称为模式2，而把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称为模式1。在模式1中，知识生产主要在一种学科的即认知的语境中进行。“模式1这一术语是指一种知识生产的形式——一种理念、方法、价值以及规范的综合体——这一模式掌控着牛顿学说所确立的典范在越来越多领域的传播，并且确保其遵循所谓的‘良好的科学实践’。模式1旨在以一个单一的术语来概括知识生产所必须遵循的认知和社会的规范，使这种知识合法化并得以传播。很多情况下，模式1等同于所谓的科学，其认知和社会的规范决定了什么将被视为重要问题，谁可以被允许从事科学工作，以及什么构成了好的科学。”[4]在模式1中，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情境主要由一个特定学术共同体的兴趣所主导。而模式2中，知识处理则是在一种应用的情境中进行的。模式1的知识生产是基于学科的，模式2则是跨学科的；模式1以同质性为特征，模式2则是异质性的。在组织上，模式1是等级制的，而且倾向于维持这一形式，模式2则是异质性的、多变的。两种模式也有不同的质量控制方式，与模式1相比，模式2的知识生产担当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具有反思性，它涵盖了范围更广的、临时性的、混杂的从业者，他们在一些由特定的、本土的语境所定义的问题上进行合作。总体来说，应用情境、跨学科、异质组织、社会问责与反思、综合与多维度的质量控制共同构成知识生产模式2的基本面貌。 2.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知识生产模式2的动力之一是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Leslie)通过对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四个英语国家的研究发现，学术工作的结构正随着全球市场的出现而发生改变，并把院校及其教师为获取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称为学术资本主义。他们使用“学术资本主义”作为核心概念，定义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新生环境，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环境中，教学科研人员和专业人员越来越多地在竞争中消耗他们的人力资本储备。“大学是国家拥有的最稀缺的、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本的宝库，这是有价值的资本，因为它对高技术和技术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而高技术和技术科学对于在全球经济中成功竞争而言必不可少。大学拥有的人力资本自然是大学拥有的学术人员。因此，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学术资本，即大学教师拥有的特别的人力资本。这一逻辑的最后一步就是说，当教学科研人员通过参与生产、运用他们的学术资本时，他们就正在卷入学术资本主义之中。他们所拥有的稀缺专业知识和技能被应用于生产工作，这对大学教师个人、对他们服务的公立大学、对和他们一起合作的公司以及对更广泛的社会，都产生效益。这便是在技术上和在实践中所涉及的学术资本主义。”[5]可见，学术资本主义涉及市场和具有市场特点的行为，其重要意义在于克服资源依赖的单一性，解决大学教育的资金问题。在学术资本主义的活动中，并不是所有的教学研究人员都适宜市场行为，相反，只有一部分教学科研人员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成功，正是数量相对少的教学科研人员带来大量的资金与合同，从而支持了大部分教师的教学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学术资本主义强化了本科教学的质量保障。与此同时，学术资本主义也带来了学院组织关系的变革。“教学科研人员在治理上有更大作用，也许能替代中层管理。他们利用教学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发展不固定的跨学科小单位，这些小单位更契合学生的要求和外部世界。这些单位制定策略进行招生和吸引跟随学生的资金，通过设立课程为学生提供教学、研究机会，为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研究时间以便他们跟上他们领域的发展，并通过在单位所有人间调节教学科研工作量满足全面的需要。”[6]组织关系的变革，直接影响着大学教学生态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 3.知识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英国学者杰勒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当代大学知识的变迁，阐述了知识民主化对社会进步与大学理念的影响。他指出，那种认为大学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认知的“理念”之上的观念已站不住脚了。现代社会中有多少种认知理论就有多少种大学理念。随着认知模式中多元秩序的涌现，大学出现了身份认同的问题，大学拥有被合理化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可能使大学失去自身存在的危险。在德兰迪看来，知识模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17世纪末国家与知识间形成的历史契约正在逐渐变得松散；第二，现代社会无论是经济生产、政治管制还是日常生活对知识的依赖都越来越大；第三是大众教育、社会异议和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新信息技术的涌现使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在社会中传播——不再局限于精英分子的范围，而是更多地被公众掌握；第四是知识在向相对民主化发展的进程中，知识发现的竞争日益激烈。这样，围绕着知识的民主化产生了大学新的职责与定位问题，这里的民主化指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实际的社会建设中。德兰迪说：“假设大学不再是社会中工具性知识/技术知识的再生产的至关重要的组织，也不再是那些破碎的民族文化的组织者，它就可以自己与公民社会结盟。如果大学不再拥有对特定知识的特权，它就可以成为对知识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中一个关键性的机构。在自由的现代性中，知识通过提供民族文化和专业精英为国家服务；而在组织化的现代性中，大学在增强国家实力和提高威望的同时为大众社会中的职业秩序服务。今天，知识已经变得比过去重要得多，与此同时，它也不再像过去只拥有某一种特定来源。知识模式的重组意味着大学的革新而不是终结。现代大学制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成为现代知识社会中互相交流的最重要场所。”[7]这意味着，如此之多的不同种类的知识大量增加，再也没有任何一种知识可以把其他所有的知识都统一起来。大学不可能重建已打破的知识统一性，但它可以为不同种类的知识提供相互交往的渠道，尤其是为科学知识和文化知识提供相互交往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