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3)02-0108-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99年以来，中国的初中后教育经历了快速的规模扩张。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由1999年的413.4万人增长到2008年的2021.0万人；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则由1999年的2165.1万人增长到2008年的4576.1万人。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分别由1999年的10.5％和41.0％增长到2008年的23.3％和74.0％①。教育规模的扩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无疑会使得劳动力市场上受过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这些新增劳动力自身的就业状况会如何?他们对较低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就业会产生何种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内是否需要专门的就业政策来应对这些新增劳动力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一方面可以为我们判断教育扩张政策的成效提供一些依据，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我国初中后教育的未来发展规模提供有益的建议。 我国初中后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最先发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即1999年的“高校扩招”)，因而，高校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在2002年之后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尽管高校扩招增加了各类群体的高等教育机会，但就现实来看，高校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就业率明显下降。比如，在2002年前的各年份，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还基本上达到80％以上，而从2003年至2009年，这一数字下降到70％多一点(Lai等，2011)。目前形成的普遍认识是，扩招使得大学毕业生比扩招之前的毕业生就业状况更糟糕了。这一认识得到了一些更为细致的实证研究的支持。比如吴要武等(2010)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了自然实验设计的框架和双重差分的方法分析了高校扩招之于大学生就业状况(劳动参与率、失业与工资)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扩招导致大学新毕业生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相对工资下降。邢春冰等(2011)的研究采用了相似的数据和方法，同时还控制了扩招对学生能力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纯粹由高校扩招导致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提高了4.5％左右。可以说这两项研究利用全国层面的大样本数据对高校扩招之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负面效应提供了翔实的证据。在中国，描述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已有了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难”或“知识失业”(赖德胜，2001；赖德胜等，2005；曾湘泉，2004)。促进大学生就业也被中国政府确定为当前就业政策的三个重点之一。我们从这些研究和政策可以看出，现在的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比以前的更糟糕，是基于比较扩张之后和之前同一级教育程度的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这样一个出发点做出的判断。 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导致的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许多国家经历过的共同问题，已有许多研究对其表现、实质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可能变化进行了探讨。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当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突然增加后，最初往往表现为这些劳动力失业率提高和工作搜寻时间增加(与以前的相比)，随后，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他/她们开始接受职位和工资相对低的工作，失业率也随之下降(费尔茨，2000)②。由Freeman提出的、被后来的许多学者应用于分析教育扩张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过度教育”概念描述的正是上述状况( Freeman，1976；Hartog，2000)。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部分发达国家发生了与以前不同的情况：受过较高教育的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逐渐变得更好。McIntosh(2008)对OECD国家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论述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变化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较高教育程度的新增劳动力失业率随时间变化先是上升，然后下降。同时，如果对高技能(指大学生)和低技能(指高中生及以下)劳动力进行对比，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者不论在就业率还是工资上都要显著高于后者，而且，被西方学者称为的“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使得这一差距越来越大。可见，从国际经验来看，教育扩张对新增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说，短期内失业率会上升，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调整，以及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高技能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可能会变得更好。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分析和判断在教育扩张背景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可以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扩张之后的相同教育程度的新增劳动力与扩张之前的就业状况的比较，另一个是较高教育程度的新增劳动力与较低的之间的就业状况差异在扩张前后的比较。我国学者对大学生就业难现状的判断以及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各项政策的出台即是在第一个视角下做出的。第二个视角暗含的逻辑是，在教育扩张下，如果年轻人接受更多的教育与假设他不接受更多的教育相比，就业状况会如何。这一角度其实也不新鲜，以往大量的对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对于不同教育程度个体就业状况的分析都是这一视角的具体体现，只不过这里是增加了教育扩张这一外在干预之后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考察。但是其现实和政策含义是明显的。首先，遵从这一角度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教育扩张政策的成效。从多数国家的经验来看，教育扩张并不是由市场机制自发引致，而是政府做出的宏观决策，中国更是如此。这样，教育扩张前后劳动力市场上高教育程度与低教育程度个体相比较的就业状况如何，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判断教育扩张政策的成效，以及是否仍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教育扩张提供依据(汤敏，2006)。其次，遵从这一角度的分析还可以为个体的教育决策提供依据。对于个体来讲，尽管与以前的毕业生相比较来看，就业状况变得糟糕了，但是如果他不接受更多的教育，就业状况是不是更糟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促使个体倾向于仍接受更多的教育。最后，青年就业问题是各个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从教育程度上看，青年人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就业促进政策的重点应该针对哪个群体，也需要根据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就业状况差异来做出。就我国来看，根据近十年来的就业促进政策的瞄准群体，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高中毕业生受到的关注明显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