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至1999年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简称“扩招”)之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略有增长的态势。在这期间，不仅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十分有限，而且高等教育的性别结构明显失衡。尽管从1978-1999年期间，在校大学生中女性比例在不断提高，但仍未超过40％(见图1)。然而，从1999年开始实施扩招政策之后，上述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下图显示，扩招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性别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校大学生中女性比例逐渐达到50％左右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乃至消失(郝大海，2010：59；刘精明，2006)。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因此成为高等教育扩招的受益者(金一虹，2006；安树芬，2002；杨旻，2009)。资源总量大幅度的、持续的增加为女性带来更多的机会，高等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逐渐成为现实。

      

      图1

       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及女性所占比例(1980-2008)

      数据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5》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8》综合采集而得。

      但是，社会学的洞察力不允许我们仅满足于观察高等教育规模的绝对数量是多少、扩招之后高等教育的性别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更不能借由上述状况而简单地在扩招与性别平等化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因很简单，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前者并不必然地导致后者(Mare，1980；吴晓刚，2009)。从理论上讲，在没有特定制度偏向的情况下，扩大教育规模而新增的教育机会并不必然地惠及女性人口。也就是说，在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之间还存在一个有待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即扩招如何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具体地讲，即扩招之后新增的教育机会是如何在性别间进行分配的，进而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或者说，性别平等化的贡献主要是由哪些因素实现的?

      二、研究回顾：高等教育机会的三个议题

      高等教育的性别平等化问题直接取决于教育机会的分配结果。就以往有关高等教育机会的研究来看，有三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首先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教育资源总量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教育机会参与分配，从而有机会改变原有的分配结构和平等化状况；其次是家庭背景，特别是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父母的文化程度被普遍认为是制约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第三个影响因素是极具中国色彩的户籍制度，“城乡分治”和“一国两策”的户籍制度本身就包含着或者直接影响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在社会学界，尤其是教育社会学界，围绕上述三个影响因素与教育机会的平等化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反复的验证，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高等教育机会领域的三个重要议题，许多研究都是在这三个议题所形成的框架中展开的。

      (一)“规模扩张与教育机会”议题

      无论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还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中，谁可以在社会等级序列中排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Deng & Treiman，1997)。在一项关于地位获得模式与代际流动的研究中，布劳和邓肯利用经验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发现教育对个人初职以及现职均有明显的影响(Blau & Duncan，1967)。国内学者运用中国的本土数据重新拟合了该模型，也发现中美两国个人教育对初职的影响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边燕杰等，2006)。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更多更好的教育”，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改善社会结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在二战之后许多国家都推出教育扩张的政策，以便增加社会成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政策设想而言，规模扩张带来的大众化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社会经济条件等外部因素对个人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所施加的限制，同时扩大个人努力、天赋等因素对于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

      然而，这一政策设想却鲜有实证经验的支持。实际情况恰恰与之相反，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显示，家庭背景因素对于教育机会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张而降低，而是维持着原有的趋势。夏维特和布劳费尔德在一项对13个国家的跨国比较中发现，大多数国家在扩大教育规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非但没有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反而进一步拉大了优势阶层和非优势阶层之间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的差距(Shavit & Blossfeld，1993)。国内的多项研究也发现，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优势阶层反而扩大了其在高等教育中的相对优势(刘精明，2006)。比如，李煜的研究发现，管理阶层在高等教育上的优势得到了扩大，其他非体力阶层的优势仍保持不变(李煜，2006)。同时，吴晓刚的研究则表明，弱势群体在2000年的相对教育机会比10年前变得更少了(吴晓刚，2009)。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规模扩张对高等教育平等化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

      上述研究所揭示的教育规模扩张和教育机会之间的特殊关系，体现了政策旨趣与实际结果之间的悖论。这一现象被归纳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假设(简称“MMI假设”)，即教育机会的增多首先将惠及优势阶层，而非非优势阶层；优势阶层在特定教育阶段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之后，教育机会才会流向非优势阶层(Raftery & Hout，1993)。受MMI假设的影响，国内学者对我国高等教育扩张效应的研究，主要关注点都集中于机会的分配问题(刘精明，2004，2005，2006；李煜，2006；吴晓刚，2009；郝大海，2010等)。郝大海利用CGSS2003的数据考察了从1949年到2003年期间各教育阶段的教育转换率，结果显示中国已经呈现出MMI假设的特征：优势阶层在高中、大学领域有着稳定的优势，而对中下阶层进行的具有补偿性质的政策却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郝大海，2010：64)。李煜利用同一数据发现，自1992年之后，家庭文化背景对教育年限的影响在下降，但是阶层分布的教育不平等却在上升，这不仅符合了MMI假设，而且还超过了其预期(李煜，2006)。刘精明的研究发现，父代阶层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变化：对于生存教育，优势阶层子代的相对优势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对于地位教育，优势阶层子代的相对优势则出现上升趋势(刘精明，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