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1-0034-06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中提到，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应全身心地投入到所在学科的研究中，需要有从事研究的“热情”，有了“热情”才能激发出灵感，有了灵感才有学术上的创新。灵感也离不开智力上艰苦地思考。[1]本研究认为，学术人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与“灵感”也源于学术人之间的学术交往，尤其是跨学科交往。此处的“跨学科交往”特指学术人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利益跨越学科边界、专攻领域等进行的一种私人间的跨学科合作、交流行为及他们之间建立的联系。相关研究证明，高校教师跨学科交往在其学术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那么，高校教师跨学科交往在其学术创新中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何促进高校教师进行跨学科交往? 高校教师跨学科交往常常发生在非正式学术场合，与教师在学术职业发展中建立的各种学术关系密切相关，具有很大的私密性。基于研究对象的此种特殊性，以学术人的自传、口述史、著作的序言及后记、学科发展史等作为研究资料，在考虑到历史资料的获取性及学术人学科分布的情况下，查找及筛选出如下案例：科学社会学创始人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科学哲学著名学者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h Voeglin)、经济学家兼人工智能专家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数学家及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生物学家梅达沃(Peter Brian Medawar)。本研究主要通过案例分析解决提出的问题。 一、核心概念界定：学术创新 案例中的学术人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本研究认为，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学术创新的表现。学术创新一方面表现为开辟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例如，默顿创立了科学社会学。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界对科学的社会学方面只有极少的关注，还没有形成研究的热潮。默顿凭敏锐的学术直觉确立了一系列研究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问题群，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方法并将其发展成科学社会学学科专有的研究方法。通过以上努力，默顿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确立了一定的研究“范式”。西蒙在学术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研究管理行为中的决策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西蒙用计算机模拟人的决策过程，开辟了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学科的新领域。维纳把数学与物理学结合起来，创立了控制论。另一方面，学术创新表现为在某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例如，库恩写成《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其“范式”理论在科学哲学领域独树一帜；梅达沃发现生理组织免疫性，取得生理学领域中的突破。 总之，学术创新意味着学术人在同时代的学术知识基础上，在有限的学术空间中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从而为新知识的探求和获得打开了一扇窗口，奠定了新知识合法性的基础。 二、非正式跨学科组织：强关系中的跨学科交往 学术人因共同的兴趣、爱好等常常聚在一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非正式的组织。学术人的学科背景及研究专长多种多样且各不相同，因此，这些非正式组织往往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学术人组建非正式跨学科组织的?跨学科交流最主要的障碍是学科知识、价值观及学科利益，学术人在非正式跨学科组织中是如何克服学科文化带来的障碍的?非正式跨学科组织在学术人学术创新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20世纪30年代，巴伯、科恩(I.Bernard Cohen)和默顿组成了三个人的跨学科小组。巴伯和默顿当时所学专业是社会学，科恩所学专业是科学史，他们三人都对社会学与科学史之间的联系感兴趣，在思索二者的联系上他们相互影响。与此同时，三人小组还得到了化学家及科学史创始人乔治·萨顿，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学家和帕累托派生物学家亨德森(L.J.Henderson)，前化学家、自学成才的科学史学家、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三位具有跨学科背景的著名教师的影响，三位老师经常参与及关注三人跨学科小组的讨论。[3]40年代，巴伯又和库恩、库恩的好朋友吉利斯皮、杜普里组成四人跨学科小组。在40年代末，他们都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都在某个军队或政府部门服务。完成了一定量的服务后，1949年，巴伯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吉利斯皮获得了史学博士学位，库恩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三年后杜普里也获得了史学博士学位。在哈佛的那些日子里，虽然他们在不同的系，但这种差别并没有妨碍他们彼此相识，并培养他们对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共同兴趣。[3]巴伯是联结30年代三人跨学科小组和40年代四人跨学科小组的纽带。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库恩和默顿也互相熟悉。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彼此交叉，思想通过社会网络从相关的探索领域流入和流出。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默顿和库恩参与的跨学科小组的成员虽然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及学科专长，如社会学、科学史、历史学、物理学等，但他们有共同的学术兴趣，即探索社会学与科学史相关的问题。对四人跨学科小组来说，他们年龄相近(这意味着他们都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都在哈佛大学求学并且二战期间都曾参军。共同的学术兴趣及共同的成长经历无形中促使他们走在一起并形成密切的关系。“相似孕育联系”是同质性原理最基本的含义。在个人人际关系网络中，人们与他们相识的人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行为特点、个人内在性格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同质性在人们信息的接收、态度的形成及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同质性框定了人们的社会世界。[4]根据同质性原理，有共同特点的人们经常进行社会互动。当人们互相信任和认可时，他们更有可能进行支持性的互动。[5]人类信息沟通的一个基本原理也认为，沟通的个体之间相似程度越高，越容易进行沟通。[6]虽然大量研究认为，学科文化(知识、价值观、利益等)是跨学科交往中最主要的、难以克服的障碍。[7][8]从此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跨学科小组成员间各方面高度的同质性使他们在学术交流上较容易克服学科文化带来的障碍。同质性使他们相互信任、理解与支持，即使学术观点有所不同，也不会影响彼此间的关系。学术人私人密切关系的建立与学术交流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西蒙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西蒙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工作期间，参加了考尔斯委员会每周关于经济学的讨论班。西蒙回忆说：“这个名单(指参与讨论班的人员)中包括不少于9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讨论的智力水平也给人以深刻印象，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所有的人在最尖锐的意见分歧中仍不失为最亲密的朋友。我从我与考尔斯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礼物是结交了一批终身的朋友。”[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