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2)06-0085-07 一、引言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教授早在1983年就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分析和比较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经典模型: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威相互协调的三角模式。三角形的每个角代表一种模式的极端和另两种模式的最低限度,三角形的内部代表三种成分不同程度的结合。①据此,各国可以在三角形内部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相互比较,如图1。
图1 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 近三十年过去了,克拉克的三角模型仍然是分析民族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不可绕行的经典视角。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盛行和全球传播,高等教育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以小政府主义、企业化或管理化、知识社会为主要特征和核心内容的全球化理性神话正在重塑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正如托里斯和莫罗所宣称的:“也许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更加深入地被卷入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了”②。但这不是一个机械的进程,而是通过扮演“制度传送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等超国家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定义、转换和传播而实现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变革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一切使得高等教育系统不再仅仅受制于本国政府和市场,而被置于国际组织、本国政府和全球市场等更加广阔的视域内。 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带来了高等教育研究理论视角的转向,归纳起来,主要有:从宏观视角出发,以新制度主义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同质化理论取向;从微观视角出发,以策略选择和转化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异质化理论取向;从中观视角出发,调和同质化和异质化争论,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组织的同质异晶”(organizational allomorphism)理论取向和澳大利亚学者马杰森提出的“全球国家地方机构”(glonacal agency)理论取向。 二、全球高等教育同质化理论视角 以迈耶、迪马吉奥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学派通过对全球制度变革的分析,提出了全球高等教育同质化的理论视角。 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项政治和经济理念,而且是一项在全球层面改变着社会制度结构的工程。根据迈耶等人的定义:“制度结构是有关社会如何运转和应该怎样运转以实现集体目的(特别是有关正义和进步的综合性的和不断演变的目标)的一系列文化理论、理念和处方的复杂性……赋予某些特定的实体和活动以集体意志,并把它们融合到更大的规划中去”③。因此,全球化层面的制度结构可以被概念化为“世界政治”。 以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为导向的“世界政治”通过诸如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制度传送者”对高等教育政策、组织和课程结构等的策略和模型的定义、宣传,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制度性压力:将新的已经合法化或正在合法化的标准融合进去,这些融合由“制度传送者”所产生的规范性和模拟性制度压力而推动。④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常常通过教育贷款制定附加条件要求民族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制度或组织结构变革,这些规定通常反映的是全球化理性神话的要求。有时,一个国家要想进入现代和文明国家的行列,或者得到某些政治认同,就必须接受这些规定,俄罗斯加入欧洲推出的“博洛尼亚进程”就是想获得欧洲认同的例证。 除了全球制度性的压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变革是推动高等教育系统同质化的另一股重要力量。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以远程教育和网络学习为主要形式的虚拟大学。由于这些技术本身隐含着的某些价值观(如高等教育现代化和信息化的衡量指标)以及新生院校带来的竞争压力,各传统院校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保住自己的生源和市场,纷纷开始建设自己的远程教育和网络学习项目。远程教育项目的不断推广和运用反映了知识社会和商业化进程的内在要求,而这些都是新的“世界政治”对高等教育系统产生影响的体现。 上述论证表明,全球性的制度和竞争压力,以及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高等教育的治理、体制、组织和课程安排等趋向同一。减少国家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控制、基于评估和远程控制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和就业市场需求之间联系的“企业化运作的高等教育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合法化的组织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扩展。 三、全球高等教育异质化的理论视角 虽然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方法和制度同质化的核心概念已经在实践中显示了它的分析力,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也受到了其他社会变迁理论和视角的质疑和挑战。信奉策略“选择理论”和“转换理论”的学者从微观视角出发,考虑到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高等教育自身的传统以及政府管理人员、院校管理者和活动家的偏好等因素在塑造高等教育多样化中的作用,从而提出了全球高等教育异质化的理论视角。 “转换理论”提出,同质化理论取向从宏观视角出发过于注重自上而下的过程,如果从微观视角出发,关注自下而上的过程,就会发现在面对自己特殊的文化、历史、需要、实践和制度结构时,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会对全球趋势进行一定程度的变形、转换和重塑。正如斯派比所言,一旦一种全球文化被创造出来,它必将进入人类机构将之进行特殊转换,简言之,全球文化一旦释放出来就会脱离创造者的控制。⑤首先,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在根据本国经济、文化和需要组织和塑造高等教育系统方面仍旧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国情的差异将导致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这样的例证在比较高等教育的文献中不难发现。其次,在面临全球化变革和挑战时,高等教育机构不仅仅受到国家制度和文化结构的影响,还会根据自己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做出回应。这样的例证可以从微观层面对高等教育系统变革进行的案例研究中得到,也可以从克拉克教授对院校如何以特定的方式转向“企业化运转模式”的跨国比较研究中看到。